若要颠覆潜规则，整体上必须先行解决职业生态问题

    对于近些年来凸显在医院及医患关系中的医学职业潜规则，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4个具体问题：职业潜规则主要表现形式、突出岗位主体、对职业精神最有害的潜规则、最难克服的潜规则。数据表明，以人们的关注度高低排序，目前我国医院职业潜规则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拿药品回扣（60.8%）、拿医疗器械回扣（48.9%）、收受患者红包（46.8%）、滥施检查（44.3%）、过度自我保护（43.7%）——此结论与公众日常感受相一致。

    以反馈信息中确认人次量的多少排序，从总体上看，医学职业潜规则突出表现在卫生行政官员、临床医生、医院院长、科室主任身上。但不同群体的反馈信息数具有着微妙的差异，例如医生群体将卫生行政官员排在首位，其次为院长和科室主任；而患方群体则将临床医生排在首位，其次是科室主任和院长；专家群体则将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并列排在首位，其次是院长和卫生行政官员。

    关于对医学职业精神最有害的潜规则和最难克服的职业潜规则，被选择最多的是导致不良医学职业生态的两个关键要素，即“按经济收入多少衡量医院业绩”（29.5%） 和“按创收指标完成情况发放津贴”（21%）。个人作为方面的“同类药中哪些药回扣多就多开”潜规则虽在同类因素中被首选，但人次量明显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各个群体这两类因素的认知和选择非常一致，这为必须主要从政策设计及医院管理层面，而非医务人员个人品德层面研究潜规则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和思路，也为“若要颠覆潜规则，整体上就必须先行解决职业生态问题”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医学职业潜规则直接表现为医务人员的行为和医院的活动，但作为一种职业现象和社会问题，其产生尤其是流行的原因却是极其复杂的，甚至是一个复杂的原因链条。如果以个人作为行为主体的话，那么，医院院长经济创收政绩观（36.6%）和医生医德水平明显滑坡（31.5%）属于职业主体之主观方面的主要原因，其他三个“某些具体医改举措失误”（56.2%）、医院管理严重背离公益性（43.3%）和社会拜金主义不良影响（42.6%）则属于职业生态之客观方面的主要原因。统计数据的比较表明，认可职业主体之主观原因与职业生态之客观原因两方面的平均人次量均超过31%，揭示出医学职业潜规则的产生尤其是流行不单纯取决于某一方面，而是由两方面原因相互作用决定的，但职业生态诸要素的作用显然均被看成是主要的。

    我们在问卷中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回顾潜规则流行时代背景的题目。结果，绝大多数人的反馈信息认定医学职业潜规则流行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显示出它与社会潜规则流行的同步性；其他一些与潜规则动态变化有关的问题设计，例如潜规则的命运、有针对性地克服潜规则的手段等，也间接地帮助我们描画出了职业潜规则的大致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