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医生一样，已经68岁的何权瀛对外仍不轻易称自己是一名内科大夫，哪怕是在他最为熟悉的哮喘领域，也不随便介绍自己是呼吸科专家。

    这并不奇怪，就像他常常听到年轻医生这样抱怨：如今单看CT片子，已很难找出患者的病因所在，“科目细化太厉害，看病时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几个科室的大夫碰头商量，都已经被开玩笑说成是在“会诊”。

    如今，分科细化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何权瀛告诉记者，同一科室的医生彼此交流起诊断问题都显得越发困难，以呼吸科为例，治哮喘的，治肺心病的，和治间质性肺炎的，各有主攻方向，很难互通。这意味着，面对一个不清楚得了什么病的病人，医生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摸出门道，即便是有高科技的仪器检查做后盾。

    而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吃了“唯医疗技术论”的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果子”。

    传统的医学模式仍在学校“肆行”

    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如今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何权瀛，是新中国典型的生物医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专科医生。他眼中的生物医学模式，通俗的说，就是将原本人体、细菌和药物三者的关系，简化成细菌和药物两者的关系，“忽略了人体，一味追求专而精，制造药物杀死细菌”。“给人看病”渐渐成了单纯的“看病”，从而饱受医学界诟病。

    然而，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医学模式不仅在医院，而且还在学校中继续活跃着。

    这一点从医学生专业名称的变化便能看出，高等医学院校设置的医学专业过去长时间被称为“医疗专业”，近些年才改为“临床医学专业”，目的就是在教育过程中加入“给人看病”的临床要素。“尽管如此，这些好的理念并未加入到具体的教学环节，高校授课思路遵循的还是旧模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肖海鹏对记者说。

    由于过分相信“医疗可以治愈一切”，传统的医学模式留下了“重治疗、轻预防”的骂名，当今的医学院教育同样“深受其害”。

    就公共卫生专业而言，这是医学院中主攻预防的专业，但是其学科的教授手头研究的却多是其他临床医学领域研究的诸如细胞再生、分子研究等课题，而不是“慢性病如何治疗和预防”，肖海鹏说，“如果问他们，目前中国青少年的肥胖率是多少，很少有人能准确地回答上来。”

    其后果便是，绝大部分的精力和经费都投入到高端的医疗研究中，而这些先进技术却很难惠及最为广大的普通患者，相应的，普通患者所能承受也是最为需要的“预防”却得不到医院重视。肖海鹏如是说。

    医学院教师还被“重科研、轻临床”的传统医学模式裹胁着，具体表现是“重视科研，而不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教学”。肖海鹏告诉记者，“‘长江学者’本是那些在教育一线岗位上优秀教师的称号，奇怪的是，很多‘长江学者’不教书，改去做科研了。”

    相应的，研究生也更多地在实验室里待着，而不是到医院临床实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下研究生培养和医院需求的脱节，“毕竟有九成多的研究生将来要走出去，而不是坐在实验室里继续搞科研。”肖海鹏说，而一旦把那些“准科研人员”拉到医院后，他们所要面对的，就一下子从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变成了病人。对象的变化难免让他们感到不适应，医患之间的矛盾也容易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