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死分为心源性和非心源性猝死，慢性肾脏病的猝死大多数是心源性猝死（SCD）。心源性猝死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意外的自然死亡，很短的时间内，症状开始的1小时内，没有任何症状提示出现的非创伤性死亡。心源性猝死一般表现为室性心律失常、心搏停止及突发血流动力学的崩溃。

    在一般人群中，SCD的发生率介于0.36‰和1.28‰每人/年。慢性肾脏病的猝死发生率随着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而升高，进入透析后猝死的发病率也明显高于透析前。心脏疾病是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占所有原因死亡率的43％。在美国肾脏数据系统（USRDS）数据库中，心律失常占腹膜透析患者中因心脏疾病死亡人数的58％（所有死亡人数的25％），占血液透析患者中因心脏疾病死亡人数的64％（所有死亡人数的27％）。在血液透析（HEMO）和德国糖尿病透析死亡研究（4D）试验中，猝死占所观察到的总死亡率的25％至26％。

    血液透析患者猝死一般发生在血液透析后第一个月，开始14/1000病人月，6个月后递减约10/1000病人月，而且猝死大多数发生在透析后0-12小时和60-72小时，周一-周三-周五透析患者更容易在周一患心脏骤停，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HD患者更可能在周二发生心源性死亡。腹膜透析一般在开始透析第一年后出现猝死，发生率是8-9/1000病人月。

    猝死病因分为心源性和非心源性。心源性病因主要有心肌病、左心室肥大、微血管疾病、缺血性心脏疾病、心律失常、QT间期延长、电解质失衡、血管钙化、交感神经亢进、压力感受器反射功能失调或敏感性下调等；非心源性原因包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糖尿病、贫血、年龄（age>50）、血脂异常、外周血管疾病、微炎症等。血红蛋白浓度也与慢性肾脏病的心血管并发症密切相关。

    慢性肾脏病患者的猝死治疗以预防为主。需要密切监测血压，左心室肥厚，CAD和CHF。避免或限制使用延长Qt的药物。改善贫血、透析处方的调整、轻缓清除钾、血管重建等。

    在许多方面类似潜在的心脏疾病的治疗是预防心源性猝死的。使用β-受体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已被证明能增加心肌病患者的生存。关于透析患者心脏保护性治疗疗效的随机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数据很少。最有利的证据就是Cice等人关于扩张性心肌病使用β-受体阻滞剂的研究。114例那不勒斯透析患者的前瞻性研究指出，卡维地洛可以改善2年生存率。Pun等人也进行了729个同样发生心脏骤停病人的队列研究，比较24小时及6个月的生存者及死者，得出结论认为β-受体阻滞剂治疗，能改善近期和长远的生存，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治疗联合钙离子通道拮抗剂比较和6个月的幸存者和心脏骤停死亡组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和钙通道阻滞剂在多变量模型提示能够改善长期生存。

    猝死中室颤的治疗包括自动体外除颤器（AEDs）和植入心脏的去纤颤器（ICD）。Lehrich等人认为在透析中心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s），效用并不乐观，报告指出在Gambro中心心脏骤停后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后1年的Kaplan-Meier生存的估计为9.5％（140个诊所的237例患者），而没有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后的则为7.8％（254诊所的492病人）。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后30天的生存率估计为19％，没有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则为15％。在经历过心脏骤停并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的237例患者中，53.0％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而没有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的492例患者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为41.8％。经过调整为基准差异后，包括药物治疗后，没有发现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与生存率之间的关联。

    Lehrich等人研究表明心脏骤停后幸存的透析患者使用ICD是可以改善长期预后与生存的。植入式心脏去纤颤器的位置通常是通过经皮血管内路线，可导致血管安置时可用的静脉通路的数量减少。此外，感染（导管相关菌血症）也易发生，转复除颤器是一个危险的过程。目前有研究表明ICD治疗中仅有8％的透析患者发作心跳骤停存活，因此透析患者植入式除颤器的使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综上所述，心脏猝死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慢性肾脏病患者的临床挑战。为了防止猝死或减少其杀伤力，临床工作者需要坚持和努力。心脏保护剂，包括β-受体阻滞剂，以及植入式心脏除颤器，都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