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以下这样极端的“待遇”: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另一个极端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各种各样创伤性的治疗。殊不知做得太少和做得太多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给生命带来毁灭性打击。那么，怎样才是生命最后时光的正确打开方式呢？

  医生世家面对死亡威胁如何做选择？

  畅销书《最好的告别》的作者，出身医学世家的阿图？葛文德在做客一个节目中曾讲述了自己身为外科医生的父亲生命最后几年的故事。

  2006年，70多岁的老葛文德医生被诊断为罕见的脊髓肿瘤，良性恶性尚未可知，是否尽快冒着可能导致瘫痪的危险打开脊椎切除肿瘤，成了这个医生世家面临的艰难决定。在这个家里，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有120年的行医经验，可是，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罕见的“解释型”医生，一个能够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的医生。在了解到阿图父亲更担心手术失败的后果而非肿瘤的后果后，与这个家庭一起决定推迟手术。4年后，患者“对肿瘤后果的担心超过了对手术后果的担心”,手术“如期”进行。

  一天早上8点，家政工发现阿图的父母双双睡在地上——“父亲起床上卫生间，摔倒了，母亲陪他一起躺在地上，结果关节炎加重，也起不来了。”一家人决定去社区申请善终服务。那是一个全方面的服务，医疗方面有一个医生帮助调整药物和其他治疗，护士则每日上门探视，并有24小时的紧急电话支持；日常方面，家庭健康助理服务负责为病人洗澡、换衣；同时还有一位社工和精神顾问。遵循“把今天做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的理念，阿图的父亲活得很满意，他重新开始与人沟通，一天里能发10封邮件，甚至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到家属看台，听儿子发表毕业致辞。

  本来预计只有几周的寿命变成了4个月。在一个美丽的夏日，老葛文德医生去世了。那天的早些时候，家人把老人抱到轮椅上，推到面向后院的窗前，那儿有花有树，院里洒满了阳光。他走得平静、安宁。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里接受临终关怀照顾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选择的死亡的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当国家极度贫穷缺医少药时，因为得不到专业的诊断与治疗，大多数人在家中亡故。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有更多的资源来为人们提供更广泛的医疗服务，患病时人们求助于卫生保健系统，在生命行将结束时，也往往在医院而非家中去世。到了第三个阶段，国家的收入攀升到最高水平，人们选择死亡的方式再度回归，因为人们有能力关心生命质量，居家离世的比例又开始增加。有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在美国有45%的人在临终关怀与亲人陪伴下去世，这其中，有一半的人是在家里接受临终关怀照顾的。

  临终关怀的病人比积极治疗的患者存活时间更长

  有研究显示，我国的医院因床位严重紧张，导致了多数临终关怀的相关科室几乎只敢收治病程清楚的肿瘤晚期病人。对于一些拿不准的疾病，因不能预测病人能否在较短时间内腾出床位，医生便不收患者入院。但令人差诧异的是，临终关怀反而意外地延长了病人的存活时间，而且比例较高。一项对4500名癌症或心脑血管疾病晚期病人的调查显示，因为选择了临终护理，晚期癌症病人平均存活时间多了3至6个星期，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的平均存活时间延长了3个月。

  其他诸多的获益还包括：临终关怀的医疗费用远低于正常抢救。

  应更多关注患者而非疾病 是整个医疗体系该做的事情

  医学作家刘易斯？托马斯曾说过，医生最难的事情是去体会病人的感受。确实，感同身受从来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恐怕很难理解面临死亡威胁的当事人的真实感受。但是，我们有必要时刻提醒我们的医生，医学不能把疾病仅仅视作冷冰冰的研究对象，要关注自己的患者。

  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仁慈和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创伤性的治疗。不分青红皂白地“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是愚蠢和残忍的行为！人总是要死的，带着轻松、美丽踏进另一个世界，一定会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