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的精神病科关了6年之后，59岁的江西农妇邓爱仔从铁栅门里探出身来，很不习惯地迎来陌生的探视者—前来采访的记者。否认“有病”的“病人”当年病历显示，主诉“行为乱，反复状告**”,以“偏执型精神病”收治。

    在某些地方，一旦公权发飙，在惩戒那些与**及官员作对、“民告官”的刁民时，因其没有犯法，便没理由将其直接送进监狱，但却有权将其送进精神病院，使其“被精神病”,实际上也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关押方式。这时候，精神病院与监狱变得混淆起来，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界限了。江西农妇邓爱仔便是典型一例，因“反复告**”,其被送精神病院“医治”了6年，“精神病”没治好，却几乎双目失明。

    不可否认，让“民告官”者“被精神病”,已被一些地方**屡试不爽，成为公权打压“刁民”的***锏。以至于再出现“**农妇被关精神病院6年，病历上写反复告**”的新闻时，人们也习以为常，甚至已经对此麻木了。之所以这些地方**要让群众“被精神病”,是因为他们对“民告官”的行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将其送进监狱，只得动用行政权力，强行将其送进精神病院。

    问题是，将没有精神病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公权本身已经越过了边界，甚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了。比如，江西农妇邓爱仔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前**工作人员给其进行拳脚“治疗”,导致其身心严重受损，几乎双目失明，这与犯罪嫌疑人在受审时被刑讯逼供如出一辙。可见，在公权施展**之下，公民的人身权、健康权、话语权等几乎所有的权利，都被无情地剥夺，只能任其宰割了。

    2012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然而，江西农妇邓爱仔“被精神病”事件告诫我们，有了精神卫生法，并不代表一切办事程序都会规范，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根本保障，“被精神病”乱象就此终结。除了立法到位、监管有力之外，更需要权力敬畏法律。因此，预访“被精神病”,怕立法缺位，但更怕权力越位。如果不建立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将权力关进法律“笼子”,规避“权大于法”的行政乱作为，精神卫生法便形同虚设，“被精神病”的顽症就难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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