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上  生活之下

    在亲戚和朋友眼中，姜山（化名）绝对算得上是少年得志。2007年博士毕业后，姜山顺利地在中科院某所谋到了一份工作。几年下来，他发了不少影响因子很高的SCI论文，职称很快就得以晋升。

    姜山的人生似乎顺风顺水，刚过30岁就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个可爱的孩子，有房也有车。

    今年大年初五，姜山从福建老家匆匆赶回北京。“有个项目马上要截止了，得赶快递申请，组织几个老师写的书马上要开碰头会，还有几个项目年后就要结题。”他这样解释自己提前结束的假期。这个春节，他过得并不踏实。

    姜山的一天是从早晨6点半开始的，他贷款在北五环附近买上了限价房，每天从拥堵的立交桥上蹭下来，到了单位就一头扎在电脑前开始工作。“不忙的话到晚上11点半就可以休息了，不过忙起来也经常得通宵加班。”

    “我觉得自己生活方面的压力不大，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论文、职称这些。”走上研究岗位之后，姜山很清楚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对于他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来说，这似乎又是一种没有退路的选择。

    姜山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生，但他手头同时在开展的科研项目却有好几个。“最近两年晋升指标越来越少了，只能不停地接项目，发论文。有些项目我也不是很感兴趣，不过真的没办法。”

    但长期的伏案工作终于让姜山的健康问题暴露了出来。“虽然没什么大病，但体质明显不如以前了。”他患上了颈椎病，眼睛也经常胀痛，不定期就要去医院，通过按摩合理疗来缓解腰酸背痛等症状。

    不过，姜山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自己学的专业太冷门，能找到这样一份稳定的科研工作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他也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所里8月份开始组织老师们做工间操，我最近也办了张游泳卡，抽空就尽量去游一会。我还年轻，不能让事业垮在身体上。”

    我拿青春赌明天

    李燕（化名）挺着大肚子，吭哧吭哧地爬了4层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这间装着几十个人的大办公室里，李燕的身份有点特殊，甚至连她自己都有点解释不清。

    李燕既不是学生，也算不上老师。在读博士期间，她的成绩在同学中是很出众的，但因为是女生，在找工作时却遇到了许多阻力。折腾了几个月之后，她的导师决定把她留在组里继续做研究。

    虽然和姜山在同一家研究所工作，但李燕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她属于“项目聘用的合同工”，和所里签一份劳动合同，参与的项目结题后，随时有被解聘的可能。

    “压力很大，主要还是同工不同酬吧。”三四千元的月收入并不至于让李燕饿肚子，但这个饭碗她端得却并不轻松。要在两年内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才有资格继续留在这里；而所里的科研岗位编制一年比一年紧缩，也让人觉得有点绝望。

    不过，李燕很庆幸自己在毕业后就要上了孩子。在某些单位，一个实验室里的女员工怀孕是要排队的，否则大家同时休产假，实验就没有人做了。李燕30岁左右才参加工作，如果再排队排上几年，成了高龄产妇，又要给自己和家人平添许多风险和负担。

    “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1.3%的人觉得自己“基本没有压力”，而56%的人则认为自己最近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段异兵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国科研项目的分配制度导致大部分科研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挤占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间。加上用SCI论文来考核科研人员工作成绩的做法，使得大量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不敢生病，不敢休息，不敢请假，李燕们还在坚持着，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他们的坚持又能换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