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每年的诺贝尔奖变得越来越容易(我说的是预测，而不是证实人们的预测)，这是因为尽管有一些变化，但是往上年的名单上添加的选项确实非常少。如今，我能够高兴地将Plucky Palladists从名单中划掉。像以前一样，我将名单中的选项分化为“简单”和“困难”两类，并且对每个预测给出正反两面的看法。下面给出的是对我去年的名单进行修正和更新后的版本。Paul已经剔除一些预测选项。

    简单的预测选项是那些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发现；这些发现每年不可避免地被人们纳入到列表之中，Plucky Palladists明显是属于此类。困难的预测选项是那些很少被人预测的发现或者那些‘不是显而易见的’发现。但是如何精确地界定非显而易见性发现的重要性呢？那么，我对因非显而易见性发现而授予一个人诺贝尔奖给出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在一个领域获得的总体成就，而不是特定发现，这就像授予拄着手杖的男性和女性终身成就学术奖。这些预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更难作出，这是因为因一个领域取得的成就而获奖要比特定发现非常少见。

    当预测诺贝尔奖时，对那些让一个人作出“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判断的发现也应保持慎重。授予诺贝尔奖的电荷耦合装置(2009年)、集成芯片(2000年)和体外受精(2010年)属于这类。

    不管怎样，下面是今年各方面的预测名单：

    医学/化学

    核受体(简单)

    正面看法：这些蛋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在调控关键性生理功能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博士后研究中，我在核受体上从事了一点研究，并且记得当时对这些分子的极其多样性和普遍性感到吃惊。此外，它们也是良好的药物靶标。诸如三苯氧胺(tamoxifen)之类的药物作用于这些靶标上。作用于雌激素受体的三苯氧胺已创造了几百万美元的利润。主要竞争者似乎集中于Chambon、Jensen和Evans。这个预测选项肯定位列于我制定出的名单之首。

    分子伴侣(简单)

    Arthur Horwich和Franz-Ulrich Hartl因他们发现分子伴侣而刚赢得今年的拉斯克奖。他们的名字位于这位名单中的前列已有一段时间。

    正面看法：显然重要。分子伴侣不仅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研究蛋白折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最近几年，人们已发现诸如热休克蛋白之类的分子伴侣发生功能故障与诸如癌症之类的疾病极其相关联。

    反面看法：太早了？可能不是。

    他汀类化合物(困难)

    Akira Endo似乎被人们讨论得不太多。Akira Endo发现了第一种他汀类化合物。尽管这种特定的化合物并不是畅销药，但是从那以后，他汀类化合物在治疗心脏病中引发一场变革。

    正面看法：按照诺贝尔的遗嘱，他汀类化合物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是因为有史以来，它们已成为最为畅销的药物。它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作出一下改变而将诺贝尔奖授予药物发现。天晓得，这可能会提高饱受诟病的制药行业的形象......

    反面看法：在此之前，诺贝尔委员会确实没有因药物发现而授予诺贝尔奖。在这方面已有先例，如Alexander Fleming(抗生素)、James Black(β受体阻断剂，治疗溃疡的药物)和Gertrude Elion(免疫抑制剂，抗癌试剂)，但是没有一个人因药物发现而获奖。另一方面，这一事实可能使得药物发现不可能获奖。

    药物递送(困难)：很多人推举Robert Langer，这是因为他在药物递送领域作出极其巨大的和至关重要的贡献。总体而言，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但是时间可能已经成熟。从我自己对他作出的贡献的理解而言，在我看来，Robert Langer似乎不止是一个多面手，不过挑出他早期的一些发现可能还不算太晚，比如首次证实递送高分子量聚合物药物。

    肿瘤遗传学(简单)：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领域。我们仍然不知道基因组方法最终对癌症疗法发挥多大影响，这是因为癌症治疗模式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作出贡献的人们定会包括Robert Weinberg和Bert Vogelstein。Bert Vogelstein发现了“基因组卫士”p53基因，而Robert Weinberg最先发现癌基因。此外，总体而言，这两位也在这个领域发挥着显著性的影响。考虑到他们的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的重要性，他们的发现应当正好符合诺贝尔委员会的偏好性。

    基因组学(困难)

    很多人说，Venter应当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说不出确切理由。原因不应当是人基因组，这是因为其他人也值得这一殊荣。如果是合成生物学的话，那么它当然不成熟。从去年起，Venter的合成有机体研究可能影响了整个世界，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人类仍然还是做不到。另一方面，Carruthers 和Hood等则有可能因基因组学研究获奖，这是因为他们开发出DNA合成的开创性方法。

    DNA指纹图谱(简单)：如今，对我而言，这似乎应归于显而易见的类型。DNA指纹图谱、Southern印迹杂交和Western免疫印迹杂交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从发现新药到追踪连环杀手(而能够让被错判的人们免罪)---上的影响至少与应该获奖的PCR一样重要。我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将会给予Jeffreys、Stark、Burnette和Southern应有的荣誉。当谈论DNA时，我认为也值得列入Marvin Caruthers，这是因为他的DNA合成技术实际上改变了这个领域。事实上，将DNA合成和DNA诊断两项发现一起被授予诺贝尔奖将是个不错的想法。

    反面看法：挑选三个人可能是棘手的。

    干细胞(简单)

    这似乎是另一个热门的领域。McCulloch和Till经常被列入名单之中。不幸的是，McCullough在今年早些时候去世了，因此只授予Till诺贝尔奖将是有点不公平的。然而，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与Vernon L. Smith一起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长期合作者Amos Tversky因在20世纪九十年代去世而被忽略。如果Amos Tversk活着的话，那么他可能也会分享这一奖项。

    正面看法：过去五十年最为重要的生物学发现之一，也是人们在人类健康和疾病上取得的大有希望的重要进步。

    反面看法：政治上充满争议(尽管我们希望诺贝尔委员会能够超越这点)。不过最近也有先例，如2007年一项诺贝尔奖就被授予利用基因靶向策略进行的胚胎干细胞研究。

    膜囊泡运输(简单)

    正面看法：当然重要。上一次Blobel因运输/转运方面的研究而在1999年获奖，因此另一个奖项也该出现。Rothman和Schekman似乎是最可能的候选者。此外，他们已赢取拉斯克奖，在过去这个奖是诺贝尔奖的一个好的指标。

    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困难)

    当最新的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也是结合G蛋白的第一个G蛋白偶联受体)被解析出来时，我就记得一段时间以来有人评论道Kobilka、Stevens和Palczewski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过去两年，我已确信他们应当如此。Palczewski首次解析出视紫红质的结构，而 Stevens和Kobilka在过去十年解析出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蛋白结构，包括解析出一个活性受体的首张晶体结构，几个医学上重要的受体(如多巴胺D3受体和趋化因子CXCR4受体)的结构。Kobilka因另一项成就，即解析出结合到G蛋白的β-肾上腺素能受体的结构，而在今年早些时候位于名单之首。这些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理论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已正在利用这些研究结果来更好地理解G蛋白偶联受体的功能和设计靶向G蛋白偶联受体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