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一谈关于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反对前列腺癌检查的推荐1对随后的诊断造成的影响。Barocas及其团队对推荐发表前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2，他们关注了推荐发布前后一年的情况，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考虑了确诊时的分期，以及年龄、种族、共病情况等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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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发现，在依照最初推荐的一年里，前列腺癌检出有显著降低，而推荐发布仅一个月，检出又开始降低。总体来讲，随后的一年里，前列腺癌的检出下降了28%，在低风险、中等风险、高风险的前列腺癌的诊断中均有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转移性前列腺癌甚至最终死亡增加了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我们从分析中无法得知，在医生为患者介绍是否应当进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的那间诊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医生有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使患者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我认为这个问题相当关键：在推荐发布前，大多数患者在接受PSA检测时根本不知道他们接受了这项检测，不知道检测的风险和获益是什么，当然，也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

    目前情况已经不同，但我们必须再一次考虑，是否为患者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一边是PSA检测，另一边是关于检测的争论：PSA检测依旧是诊断早期可治愈前列腺癌的最佳方法，但也造成了大量的过度诊断。

    我认为我们也许在经历倒退——在患者作这个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没有为其提供所需的参考信息。最终还是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决定，而不是单方面轻率的决定，因为医生知道推荐反对PSA检测。

    我还认为在未来如果医生没有仔细记录他们与患者的谈话，他们可能面临法律的责问。换句话说，几年以后，如果医生没能为患者提供PSA检测，或者关于他们为患者提供检测、解释检测的利弊以及给予患者拒绝接受检测的机会的谈话未能记录下来，他们将会面临诉讼。

    希望最终会达到平衡，患者能够获得作出知情决定所需的足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