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0月26日JAMA杂志上的一篇报告,除已知的临床和血管造影危险因素外,与氯吡格雷和血小板受体功能相关的3个基因(CYP2C19、**B1和ITGB3)的变异是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法国巴黎心脏病学研究所、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联合研究组、Salpetriere医院的Guillaume Cayla医生及其合作者,评估了已被报告与氯吡格雷药物遗传学和动脉血栓形成相关的所有23种基因变异,旨在确定何种基因变异对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影响最大。他们使用了法国全国注册数据库中在置入支架后30 d内有明确支架内血栓形成的123例患者的数据,然后以年龄和性别与之匹配的246例无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受试者作为对照。采集这369例受试者的外周血样,对可疑基因变异进行基因测定。
结果显示,仅发现3个基因的4种变异与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显著相关。首先,CYP2C19丧失功能型等位基因在病例组中占49%,而在对照组中仅占26%。其次,CYP2C19获得功能型等位基因在病例组中占20%,而在对照组中占33%。这些结果为CYP2C19在氯吡格雷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提供了更多证据。第三,病例中32%发生**B1变异,而对照组发生率仅为19%。“**B1基因编码药物流出转运蛋白P-糖蛋白可调控氯吡格雷的吸收,之前曾发现其与氯吡格雷反应降低相关,但临床后果并不一致”。第四,病例中16%发生ITGB3变异,而对照组的发生率为28%。ITGB3基因编码整合素b-3 “是血小板糖蛋白Ⅱb/Ⅲa受体的一种成分,可介导血小板聚集的最终通路”。
随着携带这些风险等位基因数量的增加,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风险呈剂量依赖性稳步升高。将临床数据与遗传学数据联合的风险预测模型预测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效能显著高于单纯临床模型。联合模型对于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预测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7%和79%,而单纯使用临床数据模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0%和70%。“使用临床和遗传学数据联合模型预测风险位于最高三分位数的患者发生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风险是位于最低三分位数者的7倍” (JAMA 2011;306:1765-74)。
研究者还发现,两种非遗传因素[氯吡格雷负荷量和同时使用质子泵抑制剂(PPI)]与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显著相关。置入支架时,病例较对照接受低负荷剂量氯吡格雷的机会增加,并且接受PPI的机会大幅增加,而PPI可能会干扰氯吡格雷的代谢。与遗传学危险因素不同,氯吡格雷剂量和PPI使用都是可以纠正的危险因素。
研究者总结认为,对于早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预测,将遗传学与临床数据整合的风险预测模型较单纯临床模型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