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体制的医生(2)
2013-01-25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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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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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体制就像一座围城。在许多人蜂拥而进的时候,张强选择跳出。
病人到底是冲着我的招牌,还是医院?
这是孔玉屏在十年前第一次下海所遇到的困惑。
即使是现在,病人到医院也多是因为医院的名气而去,而不是冲着医生。
2003年,已经有“副高”职称的孔玉屏,因为所在的产科撤销,从此开始了体制外的执业生涯。“那时候就是从零开始。”
她去的是一家涉外医院,除了她,所有的医生都是外国人。“当时很受打击,因为医院都是预约制。这种落差就是,你从病人的第一选择落到了最后的选择。因为大家不信任中国医生。”
但这是一个长期效应——“有几个病人,我就把这几个病人看好。如果是好医生,总有一天会发光。”
渐渐,她感觉,跳出体制外,“路很宽”。“在这里,病人是冲着你的招牌而来,愿意把自己交给你。”
张强的宝宝就是由孔玉屏接生。张夫人算是高龄产妇,在很多家医院给予的诊断都是剖腹产。但孔玉屏检查后认为,可以顺产。顺产,代表医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时收入减少一半。
“但这样对病人是最好的。”孔玉屏说,“你对他好,他一定感觉得到。再严厉的管理措施,实际上都没有病人的口碑来得管用。”
张强同样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未来人们叫我张强医生,而不是张主任。”
张强特别在意他在 “好大夫”网站上病人的评价,如今他在专科医生中名列榜首。他很珍惜患者投的每一票,这些都是“口碑”,“一票难求!”
他也一直致力于组建自己的团队,“各方面都是最完美的团队”,比如“打绷带要打得世界最好!”他的最终目标是创办一个在血管外科领域,尤其是静脉疾病的诊疗方面,打造国际性的、国内最高水准的开放性诊疗平台。
“以前,是为了99%的成功而努力,现在是为了避免1%的失败而努力。”张强说。
目前,张强已接诊几十位病人,上海沃德医疗中心的客服主管对张强所有手术病人进行回访:满意度达到100%。
一位病人提出建议:每个进程最好都能告知在外的家属,他随后就要求巡回护士以后做到 “三个告知”:麻醉的告知、手术正式开始的告知和手术即将结束的告知。
在张强的微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体制内和体制外对病人有什么意义。”“这种模式虽然是医学者的追求,但对于没钱看病的人永远都不会走进那个门。”
但张强认为,这是理念问题。“所谓没钱看病,或许还是相对的。”
对于医疗这个特殊行业来说,用牺牲质量换取低价格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低价会带来低成本治疗方案,一旦发生并发症,对病人的经济和精神压力都会成倍增加。
张强现在为静脉曲张患者实施的CHIVA手术是一种当日手术,即手术的麻醉和术式利于患者恢复,不需住院,当日即可回家,是国际上手术的一种趋势。
CHIVA手术是典型的“对病人好、对医生要求高”的手术,即对人体创伤最小,痛苦最小,安全性也较高。过去治疗静脉曲张的传统手术通常是破坏性的,随之而来的副反应、并发症也较多,但医生操作方便、易掌握。但 CHIVA手术需要主刀医生亲自做术前 B超静脉检测描记,耗时很长,且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很高,因此限制了国内一般医院的开展。
“我的高端医疗,与患者是否富翁无关。”张强解释自己对就医对象高端特性的理解,“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重视”,“对医疗质量挑剔和高标准要求”,“不愿意接受低价低质的医疗服务”,“主动学习和了解相关医学知识”,“愿意并有能力支付与此相对应的费用”……
静脉曲张患者王研午专程从无锡赶来,目前拿退休工资,每月仅2000元左右。在女儿的支持下,他们花费2万2千元做了静脉曲张CHIVA手术。“我觉得对我们没有后门的老百姓来说,很值!我宁可少花钱在买衣服上,也希望手术做得好。”
原本她也想去三甲医院做,可以走医保。“但是挂不到号啊,女儿说现在的号都是秒杀的。”“作为老百姓,我们对享受一次专家级手术也是很渴望的。”
昨日,上午手术的她在下午3点即踏上返途的动车。“动了静脉曲张的手术还能当天回家,以前简直不可想象。”
做一名探路者
张强原来的同事认为,超前意识也是促进他此番举动的一个因素。
他的超前意识与他本人的性格、经历都息息相关。他是医院里第一个买车的人;以前上互联网需要单位批准,他的序号是“0004”号……若问原因,“我们温州人……”
实际上,体制内外的冲突,张强20年前就体会到了。
张强本科读的是浙江医科大学,随后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攻读血管外科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后,他原本签约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但当时一家正在新建的邵逸夫医院看重了他的血管外科研究生背景,也向他抛来橄榄枝。
邵逸夫医院是由香港实业家邵逸夫捐款、浙江省人民**配套、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协助建造的一所医院。建院的五年中,由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派遣一定数量的医院管理专家和医学专家参与医院的行政管理、医疗和教学工作。正副科主任全部由美方担任。
张强心动了。所有人都反对,一个医院的成熟起码需要二三十年。况且原本签约的也是三甲医院,无论从规模还是未来发展应该都比新医院好。
但张强想的是,新医院有更大的空间。
结果情况并不像理想中顺利。医院三年都没建起。即使建院后,冲突也是多方面的,业务上、管理上的“中美冲突”存在。
当时,美方的管理者布置门诊大厅挂了很多的画,还需要放置一个大花瓶。就为了这个花瓶,需要请6个工人抬,给600元——而那个时候医生们的月工资也不过400元。职工们都觉得浪费钱:病人来医院又不是为了享受,大家早已习惯涂着绿漆的墙裙、消毒水味和拥挤的人流。
医院好不容易在冲突中建成了。给中国职工却是震撼极大的,大家第一次发现,原来医院的环境也可以“像宾馆一样”。
张强清楚地记得,有天一辆轿车停在医院门口,走下来的人却在向医院里张望,问楼里走出的人,“这个医院,我可以进来吗?”在那个年代,开车的人还是极少数。“就连当时的‘有钱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医院!”
冲突还存在于业务上。在上世纪90年代,胆囊切除术还是开腹手术,而在美国早已开始用腹腔镜技术,即在腹部通过4个小口子进行手术,创伤比开腹要小得多。美国专家手把手地教中国的年轻医生。
可是手术却遭到了中方老专家的极力阻拦。按照“经验”,一个需要开腹的手术怎么可能通过开4个孔就治好?
手术室门口,专家堵住年轻的外科医生:“今天做什么手术?”
“胆结石。”
“什么术式?”
“腹腔镜……”
“不行,你回去!”
但美国医生坚持他们的手术方法,因为这些是经过验证,通过与传统疗法比较评估的结果。
好笑的是,不久之后,这群老专家成了腹腔镜手术坚定的拥护者。
在邵逸夫的经历,以及上二医导师孙建民的教导“认准了方向,就盯住它”,让张强一直敢想敢做。
张强后来跳槽至一家杭州市二甲医院,开设了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从第一天上班一个病人都没有,到成为省内最大的血管外科,他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如今张强再度信心满满。“我觉得我才30岁!”
“上海近年来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很大。”一位参加上海民营医院星级评审的专家说,上海在规范民营医院方面做出了表率。很多一直在三甲医院内工作的专家在参加评审时简直不能相信,现在不少民营医院都在脱胎换骨,希望做到精益求精。专家察觉到,一些原先以营利为目的不惜牺牲病人利益的医院正在走向边缘。
张强目前所在医院在业界看来与普遍含义的民营医院仍有不同,属于“涉外医疗机构”。这家医院的董事长助理方瑞敏认为,之前的民营医院走偏了,广告的大成本投入,让民营医院与坑蒙拐骗扯上关系。“实际上,他们不懂医生需要什么。医生在乎他的未来、名声,这比他赚多少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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