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已经成为全世界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预测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诊断，疾病分期，以及判断疗效，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寻找合适的生物标志物，以满足上述要求，成为目前糖尿病肾病的研究热点之一。由于近年各种“组学”的兴起，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为寻找糖尿病肾病生物标志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平台，使糖尿病肾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出现飞速发展。

    我们采用“diabetic nephropathy”AND（“biomarker”OR“marker”）在pubmed上检索到篇文章（截止2011年9月14日）。关于糖尿病肾病生物标志物的文章逐年增加。目前在临床上常用的指标包括尿白蛋白，血清肌酐和胱抑素C。但近年采用一些新的高通量技术等，发现一些可能有临床应用前景的指标，可以用于DN的早诊断，不同DN分期的评估和DN患者并发症或者长期预后的判断。下面我们从遗传标志物和蛋白质标志物两个方面进行分别讨论。

    1、遗传标志物

    研究表明，糖尿病肾病有一定遗传倾向。只有大约30%的T1DM和40%T2DM患者出现糖尿病肾病的表现，同时糖尿病肾病发病常表现出家庭聚集性及种族差异，这些现象均提示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存在遗传易感性。全基因组连锁分析显示3q，7q35–36，7p15，10q26，13q33.3，18q22–23等区域与糖尿病肾病连锁。结合基因功能研究，从而发现了多个与糖尿病肾病易感性相关的候选基因，例如ADIPOQ，IGF1，IGFBP1，TIMP3，CNDP1,AGTR1,SMAD3，APOE，SLC2A1等。

    利用候选基因关联分析，或者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也发现多个基因变异可能影响个体对糖尿病肾病的易感性。例如新近发表的一个包括1674例终末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显示，RPS12,LIMK2,和SFI1基因可能是影响糖尿病肾病易感性的基因。Mooyaart等对671篇糖尿病肾病关联分析的文章进行荟萃分析，发现有34个遗传变异进行了重复研究，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显示，有21个变异仍然与糖尿病肾病强烈相关，这些变异分别位于或者邻近下述基因：ACE,AKR1B1，APOC1,APOE,EPO,NOS3,HSPG2,VEGFA,FRMD3,CARS,UNC13B,CPVL，CHN2,和GREM1,另外四个变异未邻近特殊基因。

    这些基因变异均可以作为预测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的生物标志物。但是由于糖尿病肾病往往属于复杂性疾病，每个基因变异仅仅做出微小的贡献。即使我们对所以已经证实的变异进行组合检测，临床上也只能解释一小部分患者。其预测价值和效力受到限制。更多患者目前缺乏上述基因变异。

    因此有作者对糖尿病肾病患者DNA甲基化和微小RNA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期望能够寻找出新的生物标志物，同时对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

    2、蛋白质生物标志物

    糖尿病肾病中，临床常用的蛋白质生物标志物仍然是尿白蛋白。它是糖尿病肾病诊断和分期最重要的参考指标。微量白蛋白尿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其与肾小球损伤状态关系不匹配；它并不是糖尿病肾病特异性的指标，可以见于多种肾脏疾病；另外，微量白蛋白的糖尿病肾病患者仅有30-45%的个体可能出现显性的临床蛋白尿。这些都表明它不是一个理想的生物标志物。但是，在没有更好的生物标志物以前，仍然把它作为糖尿病肾病诊断，分期，临床疗效的重要判断指标之一。其他反应糖尿病肾病肾功能常用的临床指标包括血清肌酐和胱抑素C。尽管这两个指标仍然缺乏特35异性，且敏感性受限，但是由于其使用简便，价格低廉，仍然广泛用于临床。

    近年出现一些新的蛋白质生物标志物，例如IV型胶原，脂联素，晚期糖其化终末期产物（AGEs）等。通过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表明这些指标在糖尿病肾病的诊断和预后判断中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它们仍然各自存在一些缺点，临床上急需一些新的生物标志物。近年研究人员采用蛋白质组学技术，代谢组学技术等，发现了一些新的糖尿病肾病生物标志物。例如，Alkhalaf等利用质谱技术，对糖尿病肾病患者尿标本进行筛查，发现其中65种肽水平异常，然后他们再在欧洲进行了多中心验证，结果表明其中60种肽均有明显异常，同时表明特殊的尿蛋白表达谱可以做为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手段之一。国内Wu等报道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发现尿中分子量为2797.03,4545.77,4984.03和9083.71 Da的四种蛋白质可以作为2型糖尿病肾病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8%和96.7%。但是这些新的肽和蛋白质的临床意义及在糖尿病肾病发病中的作用还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总之，糖尿病肾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还有大量的基础和临床工作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不但可以寻找出更接近理想的生物标志物，还可能揭示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并提供新的治疗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