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被6岁的儿子问起自己的职业，刘琦都会犹豫一下。尽管她有一个看起来很体面的身份：副主任医师，但她早已疲于在别人好奇的目光下解释自己的专业。

    “我可从没告诉我孩子我是精神科医生，因为跟他解释不清楚。我只会告诉他我是医生，是看大脑疾病的。”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担任精神科医生的刘琦无奈地说。

    10月10日是《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人们在关心精神健康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精神科医生。

    在很多人眼中，每天和“疯子”在一起的精神科医生看着总是和普通医生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大多数精神科医生都曾遭遇过类似刘琦的尴尬。

    “希望人们认识到，精神科医生和其他科医生没什么两样，我们同样都是治病救人。”回忆起介绍自己时一些人的沉默和诧异，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李娟感到“很受伤”.

    精神科医生治疗病人的方式同其他医生大不相同，这给他们增加了一分“神秘”.

    实际上，除了药物治疗，由于不同于一些器质性疾病，根治精神疾病的特效药尚未被发现，为了让病人更好地恢复，精神科医生经常使用一些“另类”的治疗方法。

    比如和病人“聊天”就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廖金敏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看似是聊天，其实我们是在不经意的交往中，评估病人病情的发展，并为病人设计个性化治疗方案。”廖金敏说，作为一线医生，与病人建立良好关系非常重要，“如果病人和你关系好，即便吃同样的药，他会比别的病人好得快。”

    除了“聊天”,精神科医生还会对病人进行音乐治疗、绘画治疗，开发电脑软件辅助病人康复，也会应用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中医疗法等。

    “除了中药、针灸等治疗项目外，我们医院为病人开展了一种叫做”八段锦“的健身体操，类似于中医里的健身气功，帮助病人调节新陈代谢，放松身心。”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闫少校说。

    不少病人在病情得到控制后也会对医生充满感恩。

    “病人们失去理智的时候很疯狂，甚至会打你骂你。但病情一旦被控制，他们就会表现出善良的一面，而且还非常感恩。”李娟坦言，只要患者能被治愈，医生就会感到巨大的愉悦，因为这相当于让病人获得了“重生”.

    尽管让很多病人获得了“重生”,却鲜有医生乐于在人前提及自己的身份。

    “人们对精神科医生的不认同由来已久，这源于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不理解。不止在中国，这是个世界性问题。”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说。

    实际上，和普通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更加辛苦，因为他们的日常工作充满隐性危险。

    “有一次我在看病历，一个病人突然从后面冲过来，把我连人带椅子推倒在地，两个膝盖都摔破了。”李娟说，在这些年里，她的同事有的被病人弄瞎了眼睛，有的关节严重受损，有的脚受伤后还一直不能打弯。

    与此同时，给予精神科等特殊科室医生的补贴却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曾改变。“给予精神科医生的补助只有36元钱，我工作快24年了，一直是36元，也没有涨过。”李娟说。

    调查显示，中国约有1600万重症精神病患者，而注册精神科医生不足两万。

    造成精神科医生数量少的原因有很多，而一直生活在人们视线的“盲点”,且没有特殊的物质保障，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

    今年5月1日起实行的《精神卫生法》回应了医生们的诉求，规定国家要给予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特殊津贴。但目前这笔特殊津贴还未落实到医生手中。

    “《精神卫生法》的***对精神科医疗人员来说是个利好消息，因为这标志着我们是在法制的轨道上从事精神卫生事业了，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待遇也有了保障。”王绍礼说，相信通过该法的进一步实施，能使大家对精神卫生事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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