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群体对检测实名制的抵制类似于公众对艾滋病病毒的恐慌，可能同样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
 

    对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反对者认为，在社会容忍度有限、病人利益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有可能使这一社会问题扩大化，并让该群体进一步边缘化。支持者则认为，在感染率不断增长的形势下，实名检测、有效防控已刻不容缓。

    不少感染者担心，如果和过去一样，保密措施执行不到位，实名制将把他们逼向墙角……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血走私生意泛滥。在一个叫做娘娘庙的封闭小村庄里，卖血生意在为村民带来收入的同时，也让大量村民感染上一种“热病”。病毒不断蔓延，吞噬着村子里一个又一个生命。

    “有了这种热病，生命就像树叶一样，说落就落了……”12岁的男孩赵小鑫说。

    这是2011年由顾长卫导演的一部有关艾滋病的电影中的情境，片中收割生命的正是艾滋病。

    然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仅要面临肉体的痛苦，还要担心被社会歧视。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拟出台艾滋病病毒检测实名制规定，再次加剧了病毒感染者的心理压力。

    “‘艾滋病’三个字就是一个标签。社会上有一种顾虑，把这个病和道德相挂钩，使这个病变成了非疾病性的疾病，预防艾滋病也变成了预防艾滋病病人。”病毒感染者小安（化名）有些低沉地对记者说。

    “现在，个人隐私保护的大环境没有达到可以实行实名制的程度，社会各界对于艾滋病的了解同样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在这个条件下实行实名制，会给想要检测的人带来更多的压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主治医生李侗曾表示。

    在英国著名文学家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亚当和夏娃受到叛逆之神撒旦的引诱，偷吃了上帝的善恶果而被逐出伊甸园。最终，耶稣又带领人类重返伊甸园。

    在人们眼中，艾滋病患者就像《失乐园》中的亚当、夏娃，是异端的代表。种种原因所致的感染者，他们距离自己的伊甸园还有多远？在艾滋病被发现已近30年的今天，情形仍不乐观。

    实名制的“伤害”

    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止条例（草案审查稿）》规定，对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受检测者应当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址等真实信息，检测机构应当为受检测者保守信息秘密。

    “国家可能是出于好意，希望通过实名制检测对感染者进行有效控制。但是站在感染者的角度，实名制却涉及隐私保护的问题。”面对记者，感染者小均（化名）感到很无奈。

    他认为，对感染者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地方的保密觉悟不高，有可能在检验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通知感染者家属，导致事情扩散，不仅给其家人造成恐慌，也使感染者的生活与生存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他本人身上。在第一次检测过程中，小均给西北老家的医院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住址、电话等真实信息。然而，当确诊为阳性之后，他还在住院，医院却在第一时间将检测结果告诉了他的姐夫。

    “我姐夫是知识分子，方方面面都考虑了以后，他没有把情况告诉我，也没有告诉家里其他人，否则我可能当时就不能待在家里了。”

    提起往昔，小均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好，但是思虑再三他还是决定离开家乡。

    经济压力是小均决定离家的原因之一。为了赶上省城医院每周三给感染者提供的免费检查，他每周五都要坐火车去省城。这样一来，虽然检测是免费，但是住宾馆、吃饭每次也要花费近千元钱。虽然，很多亲戚后来知道情况以后也资助他，但他不希望给家人增加更多的负担。

    经济的压力还在其次。小均始终觉得，一旦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不光自己以后的日子难堪，父母也会跟着抬不起头。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让他单枪匹马来到北京，一边治疗，一边赚医疗费。

    经过两年多治疗，小均的CD4已经恢复到了500，他的生命不再时刻遭受因为免疫力下降而带来的威胁。

    CD4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的免疫性细胞，感染者因为艾滋病病毒（HIV）攻击CD4细胞，使免疫系统严重破坏，从而影响感染者的生命质量与寿命。正常人的CD4细胞值在500～800之间，免疫功能强的人，CD4细胞量甚至可以上千。

    小均非常感谢北京佑安医院给予他的治疗，这里的医生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正因如此，走出死亡地带的小均一出院，便在佑安医院做了一名志愿者，凭着自己的经验，帮助新感染者克服各种心理障碍。

    2011年春季，经过两年多的志愿服务，小均暂时告别了志愿服务工作，找到了一份和普通人一样的工作。

    与小均相比，小光（化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就曾经深受实名制之害。面对记者，他痛苦地倾诉着自己永远不想再度回忆的往事。

    与小均一样，他也在检测登记中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然而在检测结果出来后，当地省级疾控部门没有直接把检测结果首先告诉他本人，而是把检测结果告诉了乡疾控部门，然后乡疾控部门又告知了街道办事处。

    “他们还到我家进行家访，甚至认为我吸毒——莫名其妙地给我加了一个特别黑暗的光圈。因为要保护自己，我把事业单位的工作辞了，离乡背井只身来到北京。”小光告诉记者。

    实名制给他带来切切实实的伤害，小光认为，如果一开始没有做好保密等善后工作，突然之间就实行实名制检测，可能会把来检测的人吓跑。他希望以后的检测者不要像他一样受到伤害。

    超四成感染者都遭受过歧视

    “这不只是单纯实行实名制的问题，更会涉及一大批新发现的感染者群体的未来。因为对艾滋病的歧视问题会对个人或者小范围群体造成巨大伤害，甚至是灭顶之灾。”一位不愿具名的宋姓专家对记者表示。

    “‘初筛’并不表示来检测的人全都是感染者，如果被检测人的身份暴露了，就是对他们社会生命的扼杀。”

    感染者小方（化名）告诉记者，疾控中心的保密措施做得不够，让感染者觉得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的切身教训”。

    据了解，目前，除检测环节之外，艾滋病确诊以及发放药品在我国均已实行实名制。

    据在佑安医院传染科工作了20多年的护士长福燕介绍，为了保护检测者的隐私权，医院并不要求来检测的人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是却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真实的联系方式。

    “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保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检测结果出来后，医生又可以与他们及时取得联系。在确诊以后，我们再给他讲解实名制登记的好处，比如三个月进行一次体检，每月免费领取1000元左右的药物。经过配合治疗，他们的寿命并不会比普通人减少多少。”福燕告诉记者。

    福燕拿给记者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一些感染者来检测的时间、结果以及是否已经通知被检人等信息。但很多姓名一看就不是检测者的真实姓名，比如大海、秦岭等，有些检测者仅用姓代表自己的身份，比如欧阳、小王等。但也有一些检测者用的是实名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