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绝对收入与大众相比或许并不算低，但是大部分医生都认为，这份职业所需要的勇气与付出和物质回报不对等。薪酬制度到底如何找到一种合理的实践路径，让医生既能在工作中心无旁骛，又能为患者尽其所能？

    “基本”不该等同于“低”

    我国医生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与奖金两部分组成。基本工资部分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等，主要与医生的职称、工龄有关，属于薪酬中比较固定的部分，也是收入的“小头”.

    2012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的数据显示，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工资总收入中基本工资占22.9%,津贴补贴占20.5%,绩效工资和奖金占56.6%.这就是说，与创收挂钩的收入比例最高能占到70%——80%.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光鹏认为，我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工资结构不合理，不仅表现在不合规收入十分普遍，也表现在合规收入中基本工资比重过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克用教授认为，公立医院一直实行国家统一规定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没有体现出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医疗机构在国家规定的工资之外自行补上了“不足”的部分，其结果就是，在很多城市大医院，基本工资仅仅是医生薪酬构成的一小部分。

    某调查显示，25岁——35岁的医生是离职的主力军。当前一大批80后医生正加速从医院逃离，其中不少是三甲医院的骨干医生。高强度的工作、低性价比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等，都是他们选择逃离的原因。

    一些离开医疗行业的人坦言，只有具备较好家庭经济条件的人，才能在医生这份职业上坚持下来，“富裕阶层才能学医”的潜规则已经初露端倪。

    过度医疗被吐槽

    医生的绩效工资与医院、科室的效益密切相关，这并不是什么秘密。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形成了基本工资很低、奖金根据医院经营状况发放的薪酬制度，进而造成很多城市三级医院的奖金数量极为可观，占薪酬总量的比重很高；而经营状况较差的医院，则只能保障基本工资。

    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对广州市所有三甲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医生账面上的平均年薪是4.6万余元，但实际收入19万余元。中间的差价，主要来自医院自身经营。作为事业编制人员，北京的一般的三甲医院医生基本工资每月二三千元，奖金占大头，除月奖外，年终奖还有二三万元。业内人士透露，北京日门诊量1万人次左右的大医院，发给一线医生的平均年薪约18万元，科主任为25万——30万元。

    医院和科室效益不同，医生收入也有差距。比如北京二甲医院病人少，医生年薪10万元左右。内科心脑血管病人多，要常年服药，比儿科、中医科等收入高。不过在“以药养医”环境下，医生收入来源，除了医院薪酬外，还有回扣、红包和“走穴”等隐性收入。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认为，“经济挂钩”正是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设计中最要害的问题。允许公立医院将收支结余用于分配，将医生薪酬与对医院的经济贡献挂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逐利机制，造成了公立医院公益目标的偏离。“经济挂钩”带来了一连串问题，包括催生过度医疗，**医疗费用过快上涨，影响医疗安全质量；将优秀医生和患者虹吸到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医院，加剧了看病难；削弱部分经济受益差的科室，加剧供需矛盾；致使医患信任缺失，医疗**增多，医患矛盾尖锐。

    改革走向

    一位北京市大医院的主任医师表示，城市里的有名医生或科主任不缺钱，缺乏的是合理的收入来源和阳光化的制度保障。他举例，每个月他从医院获得的薪酬在1.5万元左右，通过“飞刀”“走穴”等院外活动，又能获得大约3万元的收入。

    国内地市级、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生的薪酬一般会略高于当地事业单位的平均薪酬。医生薪酬相对公务员、教师高一点，但却要为此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牺牲大量的休息时间。

    老百姓之所以普遍认为医生收入高，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医生的收入不透明，即低水平薪酬催生的灰色收入盛行，**并不能真实地了解和控制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这种情况在国际上是十分罕见的。

    钟东波认为，只有建立起不挂钩的薪酬制度，才能让医生成为患者利益的“完美代理人”.比如，美国梅奥诊所实施的就是高水平的固定薪金制，这一制度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完全不必担心其他事情。

    大家或许认为医生收回扣、拿红包是不对的，但在没有制度激励的背景下，一味要求个人觉悟的自我提高，还是不靠谱的，只有贯穿上下的制度保障才是根本。正如钟南山所说：“医生价值如何实现，是医改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平合理的利益机制，缺乏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劳动收入，医者难以静心，患者也难以安心。”

    到底是提高基本工资标准以弱化医生的创收动力，还是提高加班、夜班等超时超额工作的补贴标准，抑或将“飞刀”、“走穴”等形式获得的不菲报酬正当化、阳光化，还需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