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来半天还是算了，来就来卫生室过两天日子。”9月末的一天，记者联系马文芳希望能到村卫生室体验生活的时候，他在电话那头说。在卫生室体验生活的两天里，记者吃过红薯叶煮面条，睡过观察室坚硬的病床。这几天，卫生室的电脑坏了，马文芳不得不跑到郑州去修。

    刚进门就忙着给乡亲看病

    乡村公路蜿蜒伸进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紧挨着公路有一个“爱心诊所”。这就是村卫生室，也是马文芳的家。

    从郑州修好电脑回到家已是下午3点多，马文芳一下车就径直快步走向诊室，一边走一边低语：“哎呀，肯定又等了好多人。”果不其然，诊室里或坐或站，已经等了七八个人。马文芳坐下后迅速地将听诊器挂在脖子上，把血压计的盒子打开。

    练城乡小青岗村72岁的马玉立是到大岗李乡办事顺路来让马文芳“检查检查身体”的。“上午11点我就到了，30多公里来一趟也不容易。都知道你看病从不马虎。”经过仔细把脉、听诊，马文芳摘下听诊器高兴地说：“老哥，你身体还真行呢，应该没什么问题。”

    诊室里的老式落地钟“当当”地敲了7下，  给乡亲们看完病，天已完全黑下来。马文芳今天下午第一次起身离开那把皮革已经开裂、连海绵都掉了一大块的椅子。

    “血流变分析仪、多普勒检测仪、X线机，这里有些‘家伙’比县医院的都好。”在卫生室的体检站里，马文芳自豪地向记者介绍着，“这座房子、这些设备，都是社会各方捐赠给卫生室的，我必须用这些来回报社会。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60岁以上的老人做整套检查全免费，60岁以下的参照县医院收费标准每项检查减一半费用。”

    马文芳接着叹了口气：“虽然都是全自动的设备，但是我的两个儿子还没有相关资质，村卫生室也没有资格做这些检查。”他说，正考虑把这个体检站交给**，希望能够继续为乡亲们服务。

    无数的“兄弟”托他捎话儿

    上午10点，一辆挂山东牌照的小轿车径直驶进卫生室的院子，车上下来4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都是来自山东省泰安市的乡村医生，年纪最小的也已经61岁。

    乡村医生张玉林说：“俺几个早晨起来4点钟就出门，跑了六七个小时的路，就是为了见见马代表，见见替俺们说话的人，这已经是第8次了。”说话间，老人的双手微微颤抖着。这些老人在1985年以前被叫做“赤脚医生”，年已六旬的马文芳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何以无忧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这还不算啥，最多的时候一次来了6辆车、40多口人。”马文芳说，自从2008年两会期间提出了关于乡村医生的议案后，他的生活就再也没有平静过，仅2010年春节前后，就有800多名乡村医生登门，“俺做过统计，有来自山东、湖南、安徽、福建等地的”。

    除了亲自登门的村医，铺天盖地而来的信件和电话也让马文芳应接不暇。在卫生室的储物间里，马文芳将在墙角的床上整齐码放着的一摞摞信件指给记者看：“全国各地来的信，足足有7000多封，这还不是全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一天最多收到过280多条手机短信息，“没有别的，基本上都是乡村医生说养老的事儿。”

    乡间的爱心如何传下去

    “26张处方，收入一共是307块5毛，豆芽5块，牛肉45块……”马文芳一边拨算盘一边念叨，跟同为村医的弟弟核对这一天的收支。

    “我老了，‘爱心诊所’的接力棒该怎么传下去呀。”这是马文芳最常思考也是最担心的事。

    马文芳有3个儿子，除了老二在开封市工作，老大和老三都被他“摁”在了身边，负责体检站和卫生室的日常工作，但两个人都还没有村医执业证书，“不是考不上，就是不太愿意留在村里，我必须督着他们赶紧去考，只要我活着他们就得在卫生室干。”

    乡村的夜晚显得格外寂静，马舜姬正在自己的卧室里上网。这位医学本科毕业的“80后”是马文芳的小儿子，毕业后陪父亲留在村里已经四五年时间。“年轻人本来就不愿意留在乡村工作，更何况乡村医生的待遇也不怎么好。”马舜姬说，这几年他主要是给老父亲做“秘书”。

    “年轻人都不来做乡村医生，将来村民们吃药看病怎么办？”记者问道。马舜姬打开电脑上的卫星地图找到了苏刘庄村，他指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区块说：“这些都是一个个村子，没有了乡村医生，老百姓只能到卫生院看病，这根本就不现实。但现在的政策不足以吸引年轻人到卫生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