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压力与沟通障碍

    清醒后的吴光禹，才发现自己喝醉酒闯了大祸，“极度懊悔，乃至绝望。”妻子司文说，丈夫完全记不清自己打过人。

    她不敢让丈夫看当时全国各种媒体的报道，“怕再度让丈夫情绪不稳。”她说，事发后连续的媒体曝光，让医院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了他们一家，街坊邻居也都知道了这件事。

    舆论的压力也让吴俊感觉到了老伴司永珍的内心变化。

    他回忆，自从电视台报道此事，老伴在全国人民面前“抛头露面”后，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一直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

    在儿子闯祸后，“她有一个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家人结婚办酒席，请她去参加婚礼，她觉得没脸去，拒绝了。”吴俊说。

    在丈夫看来，司永珍心理的“疙瘩”还有儿子出院后将要面临的处罚。“开始她以为，道歉了赔偿了大不了就是半个月到30天的治安拘留，后来有人向她解释，作为刑事案件，它的处罚肯定不比想象中的轻，是要判刑和坐牢的。”

    这成为司永珍的一块心病。吴俊介绍，吴光禹是夫妻俩唯一的儿子，平时儿子跟母亲感情最好。

    为了求得医院谅解，减轻对儿子的处罚，司永珍和司文曾多次试图找医院调解，为此还专门写好了道歉信，“我们确实做错了，愿意主动承担，就算赔多少钱都行，哪怕卖掉才装修好的新房也行。”

    “但医院始终不愿意出面谈，找院长也见不到人。”司文说，第一次与院方正面交涉，还得益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才肯见我们家属的。”当天，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司永珍和司文郑重道歉。

    “此后再找医院，他们反复‘踢皮球’，院方推到公安，说此事归警方管，我们去派出所，警方又告诉我们，怎么处罚，医院才能最终决定。”

    压在司永珍和家属头上的另一座“大山”，还有一份在他们看来属于“天价”的赔偿清单。

    吴光禹醉打医生的当天，还损坏了手术室的一些设施和物品，砸烂了走廊的隔离密封玻璃，家属们被告知，需要对这些损坏物品进行赔偿。

    “赔偿的金额一直没定下来，在老伴出事之前，我们得到的说法很多，有说一个手术床30多万，加上别的医疗器械，估计要陪40多万。”吴俊回忆说，老伴司永珍生前曾反复念叨这件事，这也是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而吴俊介绍，老伴做清洁工一个月工资以前是650元，今年才涨到700元。而他身有残疾，儿子也还没找到工作，上面还养着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出事之前，她一直以为要赔医院三四十万，这是我们全家承受不了的。”

    据家属们介绍，在司永珍跳楼之前，家属始终没能问到具体的赔偿数额，“我们得到的答复是，还要经过物价部门核准。”而在司永珍身亡后次日，家属就拿到了一份关于医疗器械赔偿的《鉴定结论通知书》，其赔偿数额与之前传闻的相去甚远。

    据透露，这份最终的赔偿清单金额为1.9万余元，没有物价部门核准之类的表述和盖章，落款单位为沙市公安分局。

    家属说，通知书送达时间为5月23日，但落款和签字时间为22日，司永珍跳楼坠亡的当天。有家属认为，鉴定结论下达的时间巧合，及赔偿金额与之前传出的差异巨大，“不排除是为了规避责任。”

    各种“未知”压垮了她？

    司永珍之死，家属认为医院难咎其责：要不然，她为何会选择到医院跳楼？

    “如果能早一点告诉我们赔多少，告诉我们怎么判罚，而不是推三阻四地踢皮球，我想她也许不至于想不开去跳楼。”司永珍一个妹妹认为，正是悬在头顶上的各种未知的“折磨”，压垮了姐姐本就脆弱的心理底线。

    跳楼事件发生后，医院的态度也让家属费解，“院方仍然不和我们谈，对方摆出的姿态是，‘你要是不服，你可以打官司，你来告我。’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很难打赢官司，但你这种态度，这不是还在逼我们吗？”

    5月25日，记者来到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家属的种种说法进行求证。院办副主任、宣传科长王岱回应称，在吴光禹追打医生、其母亲坠楼两起事件发生后，院方均向司法机关作了移交，一直是由公安部门协调和处理，院方只负责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协助公安机关办案。

    对吴光禹毁坏的医疗设施及物品的赔偿事宜，王岱说，事后也移交给了物价等部门核准和处理。他同时表示，相关事情的采访接待，由荆州市委宣传部统一负责。

    记者随后来到荆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长杨雄飞向记者介绍，对司永珍坠楼一事，公安机关正在做调查，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果，“究竟她跳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还不清楚。”

    对吴光禹追打医生的案子，杨雄飞说，是否会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实际都还没开始，因为他本人有伤情，还在治疗期间，只是对他限制居住，也还没到立案的时候。

    对家属之前认为可能面临的“天价”赔偿，杨表示，砸了东西是要赔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怎么定损，在他母亲跳楼之前，什么东西都还没出来，只是民间有些传闻，而“天价”赔款的说法只是揣测，并不是事实。

    杨强调，家属的赔偿清单和赔偿金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清单只是简单地列举了一下，具体赔多少需要一个定损的过程。在公安机关调查结果没出来之前，赔偿金额也还是个未知数。

    “医院确实是仁者之行，你一个患者，把医生打了，还继续给你治疗，这个为什么不值得表扬呢？”杨说，“但是，这个不属于医闹，患者打医生应该不是医闹，不能说所有在医院闹事就是医闹吧？”

    对司永珍坠亡后的善后，杨说，现在怎么处理，公安机关和家属正在谈。至于会不会出于人道主义做出补偿，只有事情结束后才知道。

    至于家属们认为司永珍“是被逼死的”，杨表示，这仅仅是猜测，没有依据，“家属也不是死者肚子里的蛔虫，究竟怎么想的要跳楼，谁都不知道。我们所听到的很多只是传言。”

    杨透露，司永珍坠亡后，公安机关曾调取了医院的监控录像，“她是早上4点多进去的，一小时后才跳楼。在病房里，没有监控。在走廊上，确实没有人推她（跳楼）。”

    在坠楼事件发生后次日，曾有网友匿名在百度荆州贴吧发帖称，“打人者（指吴光禹）凌晨的时候跟其母吵架并动手打了她”，但司文对此予以否认，认为这是有人在背后造谣诬陷。

    跳楼事件为何“集体噤声”

    司永珍之死，真实的动机至今是谜。

    值得注意的是，在跳楼事件发生后，多数媒体对此保持了缄默，这与当初媒体蜂拥报道“醉汉打医生”时的舆论热潮形成强烈对比。

    司文坦言，在丈夫出事后，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给全家造成很大压力，她曾一度对记者很排斥和抵制，但在婆婆出事后，她又觉得自己唯一可求助的只有媒体了，但遭遇的却是“集体噤声”。

    婆婆跳楼当日，司文一直给媒体打电话，“给湖北省内多家媒体，还给北京一家媒体打过电话，但事后没有一家报道。”

    而这些媒体中，不乏对丈夫事件的报道者。

    她坦言对媒体的失望，并进而质疑媒体选择报道的出发点和倾向性。

    从荆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在司永珍跳楼后，北京某曾对“患者打医生”作过报道的媒体给宣传部打来过电话，但事后也没有对这一“后续”给予跟踪报道。

    5月26日，记者联系上湖北较先报道“患者追打医生”的一位媒体主管，他告诉记者，对跳楼后续事件的“选择性不报道”，并非迫于媒体禁令，而是———“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他认为，其实许多媒体最初关注“患者追打医生”事件，并不仅是为了对患者遣责，而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特殊个案，从另一个视角去观照如今的医患关系。“但也许是恰巧碰上了两部委联手打击‘医闹’，所以被当做了‘反面’典型。”

    “媒体应该在这次报道中反思。”他认为。

    这位媒体主管人士同时分析，如果抛开舆论的外部因素，回归到事件的本体，事件核心还是医患关系。

    “从开始的闹剧，到最后的悲剧，两起关联事件的演化和推进过程，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冰冷的医患关系，事情的核心问题仍然出在这里。”他说，“所以，更应该反思的还有我们的医患环境和医患关系。”

    而上述观点与家属的感受和推测不谋而合，在家属们看来，司永珍正是“被媒体和医院逼死的”。

    医患矛盾的牺牲品？

    在家属们看来，司永珍之死本可避免。

    5月7日下午，在儿子醉打医生后第三天，司永珍和司文曾提着各种营养品，前往受伤医生李荷纯的病房，并送上了一封道歉信。

    据当时媒体报道，一进入病房，司文立刻失声痛哭起来。她躬身来到病床前，不停鞠躬不停道歉，口中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司永珍则将手中攥着的钱递给李荷纯，一脸愧疚和心疼，她哭着说，“我儿子说了，他再也不会喝酒了！”“他自己想亲自来看你，但是伤没好，起不了床……”

    李荷纯婉言谢绝了慰问金，他不忘惦记吴光禹的伤情，在得知吴伤情稳定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我不怪他，只希望他好好养伤。”

    对这次探望，司文说，我们是真的觉得错了，对不住医生，可以说我们的道歉是非常真诚的，医生也接受了我们的道歉。当时婆婆的情绪也很稳定。

    本以为事情就此会朝着好的方向缓和，但让家属们没想到的是，随后他们遭遇的是医院方面的冷漠态度和沟通隔膜，以及“移交公安”和“定损赔偿”的后续处理。

    “表面上医院接受我们的道歉，但几次主动找医院调解，都被院方和警方‘踢皮球’，让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司文认为，医院如能多一些体谅和温情，也许婆婆不会跳楼。

    而在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医务人员则对如今的某些患者颇有微词，“以前在很多人看来，医院是强势患者是弱势，但现在这个关系有时倒过来了，很多时候在很多患者面前，医院成了弱势的一方。医院的很多做法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让他担忧的是，医患间这种互视对方为“假想敌”式的对立，正成为许多医院的常态。以至不久前有网站统计，65%的网友在看到患者刺死医生的新闻后，反应居然是“高兴”。

    “这种病态的医患关系，根源还在于医疗体制，光打击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

    在吴光禹同楼层的一间病房，一位病人谈起跳楼的司永珍：“她是无辜的，只是医患矛盾的牺牲品。”

    在他的斜对面，就是吴光禹所在的病房，记者曾进入其中试图找其交谈，但坐在床头的他始终低头不语，做沉思状。

    陪护他的3名亲属告诉记者，自母亲跳楼后，他变得木讷和沉默，不吃不喝不说话已经两天了。

    而这也是司文的担忧所在。“这几天他总是神情恍惚，有天半夜对我说，‘如果有天堂，母亲会不会去了那里，我能去天堂找她吗？’我怕他也出事，不敢离开他，尤其是半夜，不敢睡着。”

    23日中午，吴光禹曾来到医院的食堂，呆呆地坐着，望着天。“她在上面看着我，我要她看着我吃。”他说。

    母亲走前一天，在这里，他和母亲吃了最后一顿晚餐。

    链接

    医患矛盾沉疴求解

    血案频频

    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2012年3月23日，17岁的少年患者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办公室，连刺医务人员，造成1死3伤；4月13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航天总医院的两名医生被同一名行凶者刺成重伤，嫌疑人曾在上述两家医院就诊过；4月28日，湖南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结核内科一位女医生被刺28刀，惨死在办公室，嫌疑犯是她诊治过的一名病人……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沉重的数据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12年4月20日，国内共发生医患恶性冲突145起。其中64%是为了宣泄或索赔、36%是为了复仇；医患恶性冲突事件中29%患者死亡，71%属于患者非死亡性事件；医患暴力冲突动因69%是行为冲突，19%是语言冲突，12%是事故索赔。

    据卫计委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寻求*之道

    联合打击“医闹”2012年4月30日，卫计委、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医务人员等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七种行为予以处罚乃至追究刑责。

    警务室进医院5天后，卫计委再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向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派驻警务室，共同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同时要求各级医院加大安保投入，对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而有医院院长则建议国家将医院的治安管理级别由“事业单位”升格为“公共场所”。

    第三方调解卫计委部长陈竺表示“两年内，卫计委将把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推向全国。”

    目前，国内一些地方也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广州市建立了全国首个“和谐医患关系工作室”，引入律师、司法干警、卫计委门人员等第三方力量缓和医患矛盾，推动建立医患互信关系。宁波市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医患之间介入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把矛盾从院内冲突转移到院外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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