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人文的关系，是当今人们深切关注的一个问题，牵动着、困扰着广大公众、医务人员和管理者。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学会治“病”,而且要学会如何治“病人”.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人文心，切忌无知、冷漠和道德缺失！

    医患矛盾根源是看病贵、看病难，看不好、不满意。如果看病不要钱，把病治好，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然而，深奥是医学的特性，至今还搞不清为何“人有旦夕祸福”,由此造成了它的神秘性，并进一步发展为特有的强霸性——只能听大夫的，有意见也必须服从。有史以来，从巫医而发展为神秘行医模式，医生宣布诊断和医嘱，病人绝对服从。现代科学依靠实验，又把医学推向生物医学，使医学迅速发达，连心脏都可以换。但忽视了人的特点，特别是儿科，婴儿不会说话，和处理试验动物一样。由此形成的生物医学观点，统治了几百年的现代医学。

    现在是信息时代，神秘行医模式受到冲击。医事法律明文规定了病人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医学模式向人文医学转变——人们要求循证医学和透明行医。但百年生物医学观点统治，不可能立即转变，矛盾逐渐激化，于是提出医改。

    医改，应改革的有三个方面：医疗技术方面、医疗观点方面和医疗管理方面。

    所谓医疗技术方面，就是要求把病治好。但可悲的是，医疗技术被垄断资本所利用，一心发展昂贵的医疗方法，借着医学的强霸性，再昂贵你也要购买，多快好省已无人提及。这是看病贵的真正根源。

    所谓医疗观点方面，最典型的如儿科陪住问题。谁都知道孩子离不开妈妈，孩子病了更需要妈妈。但是儿科医护多不支持陪住，更反对家长参与医疗。其观点依据是，妈妈对医疗的作用，没有动物试验的根据。

    现在，我国的医改重点在医疗管理方面。人不患寡而患不公，我国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乃至特需的猫腻，都是矛盾。香港看病一律免费，连吃饭都管。他们的医患矛盾就少，未闻有“杀医砸院”的新闻。

    医患关系的扭曲很复杂，彻底解决需一定的时日和条件。但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从自身处着手，反省在就诊过程中对患者的冷漠态度，而某些医生则要反省自身的道德缺失。

    美国梅奥医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医生穿着西装（医生看病穿西装没关系，白大褂和西装是一样的，只是身份的象征，但换药时就要穿隔离衣）去看一位糖尿病足的病人。医生走到病人旁边，很自然地单膝跪下去，双手端起病人的脚来嗡嗡，看有没有异味。这一跪、一闻，让人震惊吗？扪心自问，我们能做到吗？

    梅藤，是浙医二院的前身广济医院的首任院长，更是一名苏格兰人。他不仅创建了当时名闻全国的广济医院，还在莫干山脚下创建了麻风病院。那时候，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心理与现在的艾滋病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一个出生高贵的医师，离乡背井服务45年，还收治麻风病人，有多少人能做到？梅藤是真正了不起的医生！是一名大医者！

    裘法祖、张孝骞、黄家驷、吴阶平、林巧稚、吴英恺……这些前辈的名字，我们都如雷贯耳。他们是人民眼中的好医生。张孝骞说得很对，医生对每一位病人都要“戒、慎、恐、惧”.因为每一位病人都不一样，每一次病情都不一样。所以，真正的医生，治“病人”;医匠，治“病”.

    医疗是高科技、高风险、高奉献的服务行业。病人是必须尊重的服务对象。世界各国对医生也都很尊重，医生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较高。反之，互不尊重，必然矛盾日深，甚至恶性爆发。当务之急，医生能做的是积极转向人文医学观点，检查自己的服务观、人生观、世界观，从我做起改进医患关系，做一名具备知识、技能、良心的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