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定价是目前医改中各方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新医改推行了6年，但医院看病服务价格偏低、药品偏贵的问题还未解决。对于这个问题，各方都有话说：老百姓认为医疗价格越低越好，医生认为医疗价格要反映出其劳动的价值，药企、器械商希望医疗价格至少能让他们保本。实际上，医疗定价很难达到绝对的平衡，应该着重看待哪些参数？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我们的医疗到底想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其实，医改无论怎么改，最终的目标肯定是要让这个医疗服务系统更完善，让人们能够过上一种愉快、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对于医疗服务的对象——患者来讲，就是要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

    物美价廉当然是人人都追求的理想的医疗状态。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价格可以衡量一切。一个每天花费20元的住院患者和一个每天花费50元的住院患者，很难从价格上简单地界定谁获益更大。要知道，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疗法、不同的药物，花费不同，治疗的结果也会不同。

    说到医疗成本，我们去医院看病也好，用药也好，但从未关注过这些医疗产品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医生不断地钻研、摸索、积累临床经验，新的疾病就难以攻破；如果没有药企研制新药、研发新的诊疗设备，疾病诊断和治愈的时间就会大大延长。光是投入这些成本还不算，这些医疗产品还要经过市场的长期检验，最终看它整体的疗效，看它从长远来看给患者的生命健康带来的价值。那么，这些价值该如何去衡量？这其中就涉及到医疗卫生巾济学评价的问题。

    就以药物经济学为例。药物经济学的评价方法有四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成本效果分析（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成本效用分析（Cost Utility Analysis）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结果相同（包括疗效、副作用等）的前提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方案，或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

    成本效果分析以特定的临床目的或临床效果为衡量指标，比较不同药物治疗方案单位治疗效果的成本高低。比如，同一疾病，使用多种不同的药物，哪种疗效好、成本低、副作用少。成本效果是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

    成本效用分析强调治疗结果与质量密切相关，注重病人改进生命质量所需的成本，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而非健康结果变化。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

    医疗价格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到多方的利益，但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一方说太高了，就把它降下来，另一方又说太低了，就把它升上去。就如刚才说讲，医疗价格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既要保证治疗质量，又可以节省成本，节约成本的前提是要保证医疗的质量，因为患者来看病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改善健康。

    所以，**在主导医疗服务定价时要特别注意把医疗中保护生命质量作为重要参数之一，用价格杠杆鼓励那些更有人性的新技术。比如，对于直肠癌手术，能帮助患者去除肿瘤的同时保住**，就应定价高；能为未育女性做过子宫或卵巢手术后还保留她们生育的权利，就应定价高……总而言之，在看好病保住命的前提下，在治疗中和治疗后，越能使患者“活得像个人样”的疗法，就应越值钱。

    目前手术费用中使用的按补偿成本定价，主要考虑项目直接成本，很少考虑患者的未来成本。其实，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算，看重生命质量的一些新医疗手段也更划算。比如，过去心脏大手术要在胸上剖一道30厘米长的刀口，对患者伤害很大，而现在“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只要打3个小洞就能完成同样的手术。把“达芬奇”手术费再提高一些，从单次医疗行为看，比传统手术要贵，但因为微创手术出血少，恢复快，后遗症少，功能好，不仅为患者减轻了痛苦，也降低了术后的治疗与护理成本，使医疗总成本也大为减少。特别是由于提高了患者治疗后的生命质量，使全社会的医疗成本也大为减少。这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疗实践中已得到证实。总体看，注重生命质量的医疗更节省。

    医疗科技的“人性化”发展应该是越来越远离“开大刀”,医学界应想方设法做到“小切口”,保持患者的生活功能和生命质量，而医疗价格也应起到激励医务界向这方向努力的杠杆作用。

    对此，医疗管理政策，如医保和定价等也要及时跟进调整，要把生命质量高低作为评价医疗优劣和价值高低的最重要参数之一，并在制定相关医疗政策时充分体现出来。

    近日，国家在重塑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方面有了新的动作，下放定价权、强化市场化机制、增加**投入。这是一个好消息，希望**在具体措施中能考虑到以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