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清晨，北京同仁医院各诊室准时开门接诊。候诊大厅坐满了手握单据等待叫号的患者，除了在大楼里频密巡逻的保安外，一切似乎一如往常。而一周前，该院耳鼻喉科门诊发生一场血案，徐文医生被喉癌患者王宝洺追砍十余刀，致肌腱断裂和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

    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东莞长安医院也发生了一起病人砍杀医生案件。犯罪嫌疑人卢某将正在接诊的医生刘志霖砍死，另一医生被砍至重伤。

    一南一北两件血案，均因医患纠纷处理不当导致，也将僵持已久的医患矛盾推向极端。人们不禁惊呼：我国的医患关系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患者：

    “我们还能信任医生吗？”

    【事件】

    王宝洺的行凶原因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据报道，王宝洺于2006年因喉癌到北京同仁医院就诊，接受了徐文的激光手术治疗，正是这次手术，引发了长达三年的医疗纠纷。王宝洺在博客中称：“你（徐文）一意孤行擅自将肿瘤损毁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为癌细胞的扩散打开了方便之门，也等于为我开启了死亡之门。”虽然在另一医院“清除了残余癌细胞”，但术后王宝洺的脖子上“开了个洞，用食道顶上来的气说话”，使他“终身残疾”。于是，王宝洺在与相关部门沟通、投诉无果后，将同仁医院告上法庭。然而，起诉三年，至今官司也没开庭。

    “这段时间去看病，医生看到报道后多少会有所收敛吧？”李小姐最近一直在关注徐文被砍事件，她认为，徐文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而王宝洺同样为受害者。

    一个月前，李小姐因肠胃不适到医院就诊，在经历验血、胃镜、CT等“全方位”检查后，除发现胆汁返流性胃炎外，还被告知卵巢囊肿和子宫积液。于是，医生又开出一堆化验单和检查项目。“折腾了两个多星期，基本上所有检查项目都做了一遍，快赶上体检了，可医生最终也没说出如何治疗，只让我好好养着，开了一堆消炎药了事。”李小姐叹了口气。

    记者调查发现，对医生不满的情绪在患者和家属中并不鲜见。一位女士说：“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就是”耳鸣“这种老年常见病，结果医生开了半年的药，母亲吃了一段时间发现根本没效，2000多元就那么浪费了……”另一位患者说：“上次发烧在深圳红会医院花了500多元。一上去就打吊瓶，一吊就是头孢，而且不做试敏，害得握拳身过敏，长了一身的红斑。后来，另一位老医生给我开了盒20多元的中药，吃了就好了。”

    一项针对“看病难、看病贵”原因的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以药养医”，小病“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是看病难、贵的最重要因素，另外，81%的人认为“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药价虚高”，57%的人认为“收红包、吃回扣现象犹存”，48%的人认为“医生技术水平低、服务态度差，不问诊，看病等于开药”……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虽然患者对医生心存不满，但也认为医生“非常重要”。许多网友表示：“如果全国医院都停诊一小时，后果将是什么？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停诊不算什么，但是，看看医院候诊大厅里黑压压等待看病的人群，你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更有网友认为应理性看待医患关系：“有些医生确实缺乏职业道德，但更多的医生是认真负责的。如果医生连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障，还怎么安心为患者看病呢？”

    医生：

    “最怕的就是”医闹“”

    【数字】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但也有医护人员没有“照顾到病人感受”，惹来不必要的纠纷。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惟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为应对医患纠纷，医院煞费苦心。有的医院设立了专门部门或人员负责接待患者投诉，对医患纠纷进行调查、处理；有的医院请来民警进驻，维护医院秩序；有的医院甚至让医护人员戴着钢盔上班。

    “缺乏安全感的医生和病人使治疗活动成为一场”暗战“。”一位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保护医生安全不可能给所有医生都配备头盔和钢板，只能从提升执业水平，完善工作环境上入手，他呼吁社会给予医护人员更多理解和尊重。

    医患失和谁之过 ？

    【观点】

    不管患者对医生的治疗有怎样的看法或质疑，都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与医生或医院进行沟通，而不能突破底线，使用**。否则，不仅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还会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也应看到，在许多医疗纠纷中，患者通常在行政和司法渠道上遇阻，最终选择了过激行为，显然，现有医患纠纷协调机制并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医患矛盾本来不应当成为社会焦点，因为医院和患者之间本来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专家认为，医患纠纷折射的是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技术革新、医院管理制度内控不严等深层次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化解医患矛盾，建设健康的医患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则提出设立医患纠纷调解中心。他认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冯世良设想，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应由**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和医、患、保三方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医学、法律专家组建。医疗纠纷发生后，由调解中心负责调查、评估、协商；双方协商不成的，可以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调解中心负责受理后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调结。

    但更多专家认为，医疗纠纷的处置是一项工程，仅靠设立纠纷调解中心还不够，需要系统地对医疗纠纷进行立法，公平、公正、公开、快捷的解决和处理医患纠纷，同时，要严格管理打击医疗系统的各种弊端和潜规则。

    “我们如何对待患者，患者就会如何对待我们。”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表示，改善医德医风，引导医生心怀仁爱善待患者，才能“让生者得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