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张娟医生留下一封遗书后，在家中服毒自杀，幸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方才脱险。据媒体披露，她的轻生举动和一起医患纠纷有关。在其中，张娟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张娟的遭遇让很多医生感同身受。

    压力过大让医生健康亮红灯

    针对中国医师睡眠状况，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在2007年开展了一项调查，涉及全国12个城市30家医院的2759名医生，受访医生年龄在30岁~40岁之间。

    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1914名医生存在睡眠障碍，其中2/5的医生难以入睡，超过3/4的医生睡眠质量差，大约1/3的医生容易惊醒不能持续睡眠，1/4的医生醒来后难以再入睡。

    调研人员了解到，在存在睡眠障碍问题的医生中，有一半的人认为睡眠问题对日常生活有影响，46.9%的医生感觉压力过大，35.6%的医生出现焦虑，17.6%的医生感觉存在抑郁症状。和国内38.2%的各类睡眠障碍发生率相比，医生群体的数据高出许多。该调查分析认为，这与医生的工作强度和职业满意度具有相关性。

    长期紧张工作引起的超负荷压力使医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他们更易罹患由于高应激所致的心身疾病。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说，长期的高体力消耗、高智力投入、高风险处境、高压力承受而低收入回报的状况，导致医护人员这个群体安眠药服用率高，饮酒吸烟率高，高血脂、癌症、消化性溃疡患病率高。

    “院里一位医生早晨查房时，有位病人出现并发症，病人家属威胁要跳楼，结果医生自己却跳楼了。”天津市一家医院的院长告诉记者，后来查明，这位跳楼的医生患有抑郁症。

    2006年，有一项针对东部地区155名医务人员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医护人员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29.16%, 焦虑情绪的发生率为22.22%。而此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统计的我国抑郁症发病率为3%~5%。尽管由于统计方法和样本量的不同，两组数据存在一定偏差，但医生群体中存在的抑郁风险仍可见一斑。

    “超负荷”成医生职业的常态

    刘阳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心外科医生。他说，按照业内流传的说法，外科医生要具备“三能”，即“能站”，因为有的手术要站八九个小时以上；“能忍”，手术期间不能上卫生间；“能饿”，正在手术时，饿了也必须得照常干活。“今天一大早就开始连续做了4台手术，查完房，安排好明天的3台手术后已是晚上7时。从早到晚没见着太阳。”

    像刘阳一样，“高负荷”已成为很多医生的一种工作常态。

    2011年年底，中国医院管理协会联合3家媒体发起了一项有万余名医生参与的调查。调查显示，有三成医生每天门诊量在50人以上，有6%的医生每天的门诊量超过了100人。由于每位患者得到面对面沟通的时间少之又少，这在无形中不仅增加了医疗差错的可能，同时也不有利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此外，还有超过一半的医生管床数超过20张，超过60%的医生所在科室都有加床情况。

    “医务人员长期承受着超负荷工作的压力。”范利说，医院通常按床位定人员编制，但现在床位周转快，门诊量更是爆满，工作量增加，医生们形容是“从鸡叫做到鬼叫”。日夜不分的24小时“轮班制”，以及无规律的随时加班加点，使很多医务人员不堪重负，出现各种生理和心理问题。

    为具体感受医生的工作状态，在北京的几家三甲医院，记者分别跟随医生进行了体验。拥挤的就诊人流、嘈杂的诊疗环境……半天下来，让人头昏脑胀。“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和一屋子吵吵嚷嚷的家属，脾气再好的医生有时也难免不耐烦。”一位呼吸内科医生一上午问诊了40多位患者，筋疲力尽的她忍不住向记者抱怨。

    医生头上压着“多座大山”

    医生的压力并非仅仅来自超负荷的医疗服务工作，压在他们头上的还有更多的“大山”。

    刘阳坦言，除了手术和查房，他仅剩的时间几乎都给了科研论文，即使这些科研经历很可能和他的工作关系不大，对他的临床技巧毫无帮助。现在的教学医院都要有科研课题，而课题申请竞争相当激烈，医生除了每天要应付繁忙的医疗任务，还要投入精力搞科研申报，申报了还要去研究，研究了就要发论文……

    医生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一些绩效考核量化指标中、在评职晋升中，难免要涉及课题、论文和获奖数量，如有的医院以SCI论文数量给医务人员定岗评职。这也是导致医生职业压力倍增的因素之一。

    同时，面临医疗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在社会公益性与市场营利性的夹缝中，医务人员不仅要考虑为患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还要考虑经营创收、生存发展问题。这同样是医务人员的一个重要精神压力来源。

    “我们也希望一上午只看10个病人，平心静气地和病人好好沟通。但真要是这样做，门诊量没法保证，医院和科室的创收任务无法完成，你说能怎么办？”一位上海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说：“很多问题是医生无法解决的，但矛盾和压力都被转嫁给了医生。”

    医生“太累”对谁都没好处

    医生与患者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与过去相比，人们对医生的信任程度有所降低，媒体对医生的态度也显得不够友好。患者已经从被动地接受治疗者变成了日益主动的医疗消费者，他们要求得到更为方便、及时和满意的医疗服务。由于患者对现代医学认识的不足，他们往往对医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些现实给临床医生增加了明显的压力，因此，更多的医生更愿意采取防御性的医疗行为。“医学面对的是生命和健康，是一个充满未知、充满探索的高风险行业。”范利说，在诊疗中医护人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许多疾病还无法根治或难以明确病因，而大众不理解这一点。

    有专家表示，医务人员每天所面对的是躯体和心理存在各种障碍的特殊人群，经常处在疾病、伤残、死亡和悲伤等应急场景，患者及家属的痛苦、焦虑、绝望等负性情绪不断刺激医务人员的神经。加之经常面对患者、家属对疾病诊治期望过高而带来的压力，医务人员心理感受易大起大落，从而激发精神病性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说，长期处在多种压力之下，医务人员很容易出现疲劳、精力涣散、心境恶劣、焦虑紧张等精神症状，会使工作效率下降，影响其对病情的判断和诊疗，医疗质量安全受到潜在威胁。另外，医患间的良好沟通也同样取决于医务人员良好的心态。

    贾福军认为，这样下去，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医生这个群体，还会给患者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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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医院医生减减压

    在转型期中国，医生已经成为一个“高危职业”，他们不仅要担心病人的安危，还要担心自身的安全。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医生只是医疗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他们往往代体制受过，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例如，患者普遍抱怨看病难，而医生也在感叹看病累。在北京的三甲医院，有的医生一天挂80多个号，饭也不能吃，水也不敢喝，体力严重透支，接近生理极限。又如，患者普遍反应看病贵、药价高，而医生也在抱怨技术劳动价值太低，当人医不如当兽医。可见，看病难、看病贵并非医生之过，而是体制之过。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需求呈井喷式爆发。2011年，全国医疗机构的门诊量接近63亿人次，其中公立医院超过20亿人次。尤其是大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急剧增加，很多人心力交瘁，健康状况恶化。

    近年来，医患冲突大多发生在大医院，而非基层医疗机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医院拥挤不堪，多数医生疲于应付，态度难免生硬，也没有时间与患者沟通，患者的就医感受很差，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同时，社区医生和居民之间尚未形成紧密的契约关系，社区首诊制也未推行，大多数居民仍是“有病乱投医”。在无序的流动中，医患关系基本属于“陌生人关系”，信任度不高，因此发生冲突的概率自然增加。

    要建立医患之间的“熟人关系”，就必须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社区全科医生，让每一位居民都有固定签约的家庭医生。同时推行社区首诊制度，为大医院医生分流减压，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患者沟通交流。这样一来，患者的就医感受就能得到改善，医患关系就会融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