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日，浙江省开始实施全国力度最大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截至5月份全省新增了1500多名申请者（另有1300多名自由执业）。而根据浙江省卫计委2月底发布的数据，此前三年参与多点执业的医师为3925人。

    新政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截至2014年底，浙江省的注册执业医师总数12.5万名，迄今多点执业医师的比例为4%左右。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该省推动多点执业的效果可期。

    不过放眼全国，则是另外一幅图景。《医学界》搜索**息不完全统计，得到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

    在最早试点多点执业的广东省，4年多来16万多名注册医师仅有3800多人申请，比例不到2.4%。广东省的医改标兵深圳市，2009、2010和2011年三年，卫生行政部门总共收到和批准了多点执业50多例，前4年只有328名医生进行多点执业。

    同在广东省的珠海市，市区自2013年3月共有819人次医师进行多点执业，其中审批管理124人次；备案管理695人次，约占珠海注册医生总量（5068人）的16%。但多点执业医师中的85%是为支农、支援基层、医疗机构合作等**规划动作而进行备案，主动申请多点执业的案例并不多。

    截至今年4月，北京有超过3000名医师申请多点执业，占当地执业医师总数不足5%。而上海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年余之际申请人数不足2%。

    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北上广如此，其它地方也是乏善可陈。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于2011年8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多点执业管理办法，截至2014年11月全省只有两三百人申请，而且绝大多数为退休医生。其中苏中的扬州市，近4年仅有27人提出申请。

    华中的湖北省早在2011年9月就开展试点，截至2014年9月，全省仅有580人提出申请。河南省卫计委医政处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月，仅有217名医师申请多点执业，而全省执业医师约15万名。

    西部的云南省2013年8月消息，办理医师多点执业人数占注册人数5.32%——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浙江和北京，或与全省大力推动社会资本办医有关——非公医疗机构对人才的需求促进了流动，放在全国看显然是个案。西部重镇成都市，2011年4月起在4个区（市）启动医师多点执业试点，1年时间一共才22个医师试水。

    2009年4月，原卫计委印发了《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2011年又发布《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的通知》。2014年1月，更名后的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可以说，多点执业政策推出六年来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也不断增强。

    多点执业政策最初推出之时，曾被业界评论是把医师“走穴”、“开飞刀”合法化。但多点执业的冷落状况，和所谓会诊的热火朝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初衷良好的政策为什么会在现实中遭遇尴尬？对照一下浙江省最新版的多点执业政策条文就会受到启发。

    执业点数量上：医师多点执业不限定执业地点和数量；

    审核部门：由第一执业地点的主管卫生行政部门变为多点执业地点的卫生主管部门；

    登记速度：由收到符合规定的全部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缩短到10个工作日内；

    关于备案：对备案的时间和地点等未做要求；

    注册有效期：原为二年，超过二年需再注册，变为对此不作要求；

    第一执业地点的干涉度：明确提出医师第一执业地点不得干涉其多点执业，双方签订聘用协议时应当包括允许医师多点执业的相关条款，医疗机构应当允许所聘医师在法定工作日可安排一天用于多点执业。

    对医师资质的要求：降低了标准，规定拟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开展多点执业的医师只须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而拟在上述机构类别以外的医疗机构开展多点执业的医师必须具有主治医师（含）以上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配合上述变化，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也相应简化。

    从上述浙江省的新政反推，不难得出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痛点”：公立医院对医师紧抓不放，处处束缚，把他们视为属于医院的资源，而不是全社会享有的资源。这背后的体制原因就是公立医疗体系以编制对医生实行身份管理，医生并非自由人。

    就连地处浙江的温州市，在此次力度强劲的新政***之前，试点两年多也仅有77名医生注册多点执业，其中以个人名义申请的仅7人，大多是退休的坐堂中医。新政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用同样来自行政的、更强大的力量来对抗行政的束缚。

    显然，这仍然是行政化的解决方案。因为多点执业政策存在“先天不足”——它是在承认既有体制的基础上推行的。这也同时决定了该政策必然只能作为一种过渡，当它推进得如火如荼之时，很可能也就是其寿终正寝之时：品尝到市场甜头、试探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先行者，必将走向自由执业，从而开创出医疗行业的崭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