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披露，北京市大兴区将引入北京同仁医院等6家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据不完全统计，规划中的新建床位达3400张，其中仅北大一院南院区的设计床位就达1200张（儿科床位400张，妇产科床位200张，其他综合床位600张）。

    本轮新医改中，控制公立大医院规模扩张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城市中心空间捉襟见肘的老院区里，三甲医院们想要加张床都不容易。然而在市郊的人口导入区，他们可以动辄新建几百上千张床——以“优质医疗资源重新布局”的名义，轻而易举地自我**。

    北京的状况并非孤例，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都有类似的政策。而硬币的另一面，是非公医疗机构面临的隐性障碍并未消除，比如北京近期***的另一条政策就是“五环之内不再新增医疗床位”，非公医疗机构增量被剥夺了分享区位优势的机会。

    出发点良好的多个政策形成合力，隐约可见的图景却是公立医院高歌猛进，本就弱小的非公医疗机构发展空间依然局促。

    公立大医院扩张新路

    控制公立医院的发展规模，甚至可以追溯到本轮新医改启动之前。在2006年初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时任原卫计委部长高强表示，“卫计委将从严控制公立大型医院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抑制医疗规模盲目扩张。”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800张床位以上的大型公立医院数量从2010年的707家迅速增长至2012年的1032家；民营医院普遍规模较小，2012年800张床位以上的仅27家。

    本轮新医改着力攻克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集中体现在大医院，随着医改的推进，对公立医院规模的控制也越来越紧。2014年6月，国家卫计委下发《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这是首次以下发文件的形式来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

    该通知规定，将以《全国医疗卫生服务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和资源配置标准。在规划纲要***前，各地要暂停审批公立医院新增床位。《医学界》获悉，就因为新增床位未能获得核定批复，上海某三甲医院新建成的医技大楼无法用于住院业务。

    不过，大城市医疗资源布局的调整，为公立大医院另外打开了一扇窗。上海最早于2008年提出郊区三级综合性医院“5＋3＋1”工程，在浦东、闵行、南汇、宝山、嘉定等5个区分别引入长征、仁济、六院、华山、瑞金等三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床位规模各为600张。

    北京也提出“十二五”期间9家大医院向周边转移，除了天坛医院是整体搬迁外，绝大部分三甲医院是去郊区营建分院。

    此外，广州、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大医院转移计划。比如2014年初，刚刚履新的南京市长缪瑞林表示，鼓励大医院到郊区办分院，而不是原地扩建。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医疗界的郊区工程，是把多家大医院分散布局到不同的城区，每区一家；而此次北京6家三甲医院密集进入常住人口150万左右的大兴区，是**部门事先规划的结果，还是更像公立医院们“抢占地盘”的竞争？

    不管何种动机，所有这些郊区分院的共同点是：与母体大医院品牌共享，人员共享，虽然往往是***核算，但并非***法人——显然，大医院扩张的势头继续，只不过地点不同。

    令人担忧的政策合力

    与多家医院即将进驻大兴区的消息几乎同时，北京市宣布了一条新规：五环之内都将不再新增医疗床位，民营医院也要服从这一整体规划。

    这条新规的后果将是什么？首先，锁定了目前核心城区医疗机构、主要是公立三甲医院的既得利益，为其排除了增量竞争；其次，使得未来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处于相当不利的竞争形势之下：区位上的劣势不仅潜在病源减少的风险，连请医生过来会诊或多点执业都格外不便；第三，被赶到城市外围地区的非公医疗机构，将和前来扩张的公立大医院“狭路相逢”，初创时期没有品牌、缺乏人才的非公医疗机构很难抗衡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发展的势头令人担忧。

    非公立医疗机构应该怎么办？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社会资本向公立医院寻求合作乃至“让利”。

    PPP（公私合作）提供了一种选择——还是在北京，还是这个夏天的新消息，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与北京安贞医院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新建的安贞国际医院定性为非营利，资本获得回报的路径并不清晰，倒是可以确定的是：安贞医院由此得到了体制内难以获得的物理空间和政策空间。《健康报》上周的文章就并不讳言地表达了业界的质疑：特许经营或许导致公立医院变相扩张。

    特许经营只是社会资本向公立大医院“利益输送”的一种形式。去年开业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延请“交大系”公立医院的专家前来多点执业，由此获得的业务收入与专家及其第一执业地点医院分成，医师个人可以得到30%左右。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门诊诊疗费基本上是公立三甲医院同级别医师的3-5倍，这一上海医改的“试验田”客观上成为公立医院及其医生“创收”的平台，但其本身却是门庭冷落经营困难。

    有关政策设计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政策叠加的效果有可能与改革目标产生偏差；更由于公立医院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很容易借助政策增强“虹吸”能力，结果恐怕演变成公立医院的新一轮扩张。新医改屡屡呼吁的社会资本办医，前景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