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事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医闹的问题确实相当严重。为了应对医患纠纷，医院煞费苦心。有的配备钢叉、催泪弹，有的给医护人员配备钢盔，有的请警察当副院长。患方雇医闹维权，伤害医护人员，损毁医院设施，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其行为不仅不理性，还涉嫌违法犯罪。卫计委与公安部出台措施，加强医院安保力量，重拳打击医闹，维护医疗秩序，本无可厚非。有了卫计委与公安部撑腰，医院增加安保力量也不在话下。问题是，医院增加保安人员，需要不小的经济支出，这笔账最后还是会算到患者头上。
 

    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医疗机构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医院雇保安做“家丁”庇护医生，谁来保护患者？医闹确实需要打击，但是，医生医德不良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如果不疏通医患纠纷制度出口，不完善患方权利救济渠道，单纯升级医院安保系统，应对白热化的医患纠纷，恐怕是抱薪救火。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前医疗行业的大背景。药价虚高、医生开大处方、大检查单，收红包、吃回扣、见死不救……在医德滑坡的现实语境下，患者普遍对医院缺乏信心，医患纠纷不断。而且，医疗事故鉴定往往由同一个圈子的医生完成，“兄弟给兄弟做鉴定”,其可信度难以让人信服。钟南山院士曾披露，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由于医疗鉴定的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影响了患者对医疗鉴定的信任。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存疑，让一些患者走上请“医闹”维权之路。
 

    建立第三方医患纠纷协调机制，既给那些不信任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嫌司法途径麻烦、花费大的患方提供了制度出口与表达平台。独立于医疗机构之外的第三方医患纠纷协调机制，在医患之间建立了缓冲地带，避免了医患矛盾激化，在公正性方面，比保安保护医院更易得到社会认同。当然，为了保证第三方医调机构的公正性，其法律性质与工作人员薪金保障、考核评价，都需要周到的制度安排。而且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为调处医疗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能使医患矛盾解决方式趋向柔和。作为专门的公益运作机构，也有利于降低患者维权成本，提高医疗纠纷处理效率。无论对处于弱势的患者，还是对疲于应付医闹的医院，**完善公益性的第三方调解机制比单纯升级医院安保系统防医闹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