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现代医学并不能够治愈疾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很少能够学到如何带着同情心传递坏消息，不知道该怎样沉默的坐在悲伤的家属身边，或是对临终关怀提出恰当的建议。”——肖莎娜，她是美国加州的一名医生，在题为《我是医生，安抚死亡和拯救生命同样重要》的文章中分享了她自己作为医生对于患者临终状态的理解。

    直到毕业之前，我和我的同学们才开始了解患者死亡时医生应该做些什么？然而这只是在姑息治疗专科医生的带领下进行了3个小时的短暂评论。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的大多是问诊、查体、诊断和治疗。最后几个月在ICU的轮转，让我学会更多抢救技能的同时，我也发现：医生关注的是怎样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然而治疗的最后却是死亡。

    第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第一次夜班的时候。护士叫我到556房间宣告死亡，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宣布。我进屋时发现Lee夫人安静地躺在床上。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围绕在她床边，聊着天，回忆着和她一起的过往以及对她的爱。这是Lee夫人想要的自己临终前的场景，和自己的亲朋好友道别。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是“美好的死亡”.从房间出来那一刻，我心情一下释然了。

    第二个故事

    我亲眼目睹了一场死亡抢救，这名患者已经在近六个月中经历过五次这样的抢救了。这位老人的子女不能再照顾他，就将他送到私人疗养院，并且要求医生“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挽救他的生命”.抢救的时候医生们在匆忙地进行胸外按压、有创通气，这些都让死亡变得极其不体面。医生有没有向他的家人提供过临终前的选择不得而知，但当他插着管子盖着白单躺在那里的时候，让人感到一种挫败感。

    第三个故事

    我遇到了一名肺癌患者，琼斯先生。我问他是否了解自己的病情，琼斯先生说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肿瘤专家希望他继续化疗。然后我又问及了他的愿望，他说他的愿望就是回家。他并不想住在ICU依靠着各种管线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的癌症是无法治愈的，只希望可以回到家里平静的离去。这一次，我们努力让他回到了家中，在两天以后，琼斯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中安然离世。

    我们学会了如何分析检查结果，往往从一个数据我们就能精确的知道患者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却几乎没有时间学习患者在遭受疾病时的生***验。

    当现代医学并不能够治愈疾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很少能够学到如何带着同情心传递坏消息，又或是怎样沉默的坐在悲伤的家属身边，又或是对临终关怀提出恰当的建议。我们看到的是，在临终前接受有创治疗患者的数目多得令人惊讶，有太多的人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身边是各种机器的警报声，与关爱他们的人完全隔离。现代医学总在用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治疗方式来延长寿命，但却不关心生存的质量。在病痛中挣扎，五周、五天、五小时，而哪个又更有价值呢？

    作为医生，我们总是很有责任地盯着电脑上的检查结果而非站在病人床边。可能提供更多的医疗技术要比告诉对方您在走向死亡更为容易。不管重复多少次，告知即将死亡的消息从来都不是易事，即便是在最好的环境下，也很艰难。更多时候会有患者或者家属否认，和你争吵，或者要求换一位医生。可能我们不想经历这些，可能我们认为做更多的检查就会有转机，或者说至少我们还在努力，又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失败。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公开地坦诚地告知患者他今后的情况，患者和家属需要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这些事情。在我的故事里，我的患者教会了我什么是“美好的死亡”,有时候，最有效的治疗就是坐在患者床边，带着同情心去倾听。

    在美国，75%的人希望自己在家里过世，但却只有20%的人真正做到了。我们也知道有80-90%的内科医生不认可临终前的胸外按压和机械通气。但医生们通常会主动忘记发生在ICU的一切苦难，因为见过太多，也了解太多。

    而我的目标就是改变这一现状，教会患者在公开坦诚的交流中做出自我选择。我不再将死亡视为一种失败，而是每个人必需经历的过程，如果我能够让每一位患者知道自己在最后一刻都感到很满足，那这就是最好的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