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病学是研究消化系统及其相关疾病的临床学科，又称胃肠病学。消化病学的任务是研究消化系统器官疾病的流行病学、病因、发病机制、病理、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预防、治疗和预后等。消化病学是以消化生理学的发展为先导，伴随基础医学及相关医学科技方法的进步，从器官研究-细胞和亚细胞-分子医学等阶段逐渐发展起来的。目前，中国消化病学已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并有了重大的发展。

    1　消化病学临床基础研究

    1.1　神经内分泌激素

    我们逐步认识了胃肠激素在消化生理学、消化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先后开展了促胰液素、促胃液素、蛙皮素、血管活性肠肽、抑胃肽、P物质、神经降压素、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生长抑素等神经内分泌激素的相关研究。脑-肠轴是将中枢与神经内分泌、肠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相联系的双向通路，外在刺激或肠内信息通过神经链接，与高级神经中枢相连互动，调节胃肠感觉、动力和分泌等功能，其调节是通过脑啡肽、P物质、血管活性肽（VIP）、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胆囊收缩素（CCK）和5-羟色胺（5-HT）等内在的多种脑-肠肽来完成的，影响胃肠的生理、内分泌和免疫功能。

    1.2　激素受体

    随着免疫学的急速发展，我们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进一步地了解到分泌激素组织和细胞的特性，推动了对消化生理和消化系统疾病的深入研究，先后建立了促胃液素、促胰液素、血管活性肠肽、P物质、内啡肽、生长抑素等多种胃肠激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方法，开展胃肠激素受体的研究。如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生长抑素受体表达水平，探讨与胃癌的关系[3]；通过对促胃液素、乙酰胆碱和质子泵等激素受体的认识，产生了抑制胃酸分泌的组胺H2受体拮抗剂、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inhibitors，PPI），对消化性溃疡等酸相关性疾病的治疗，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消化性溃疡的并发症明显减少。临床上应用艾普拉唑、埃索美拉唑等，证实了PPI降低患者胃内pH值及对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的治疗作用。

    1.3　基因蛋白组学

    原位杂交、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生物探针印迹杂交等分子医学研究方法的广泛开展，标志临床基础研究已进入了全新的分子医学时代。探讨基因功能及其产物，有助于诊断、判断疾病预后的分子标志物的获得，亦使应用基因干预的靶向治疗成为可能。同时，逐渐认识到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多分子、多阶段发展的癌变模式。目前，分子医学的成果已应用于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各种单克隆抗体和免疫酶标已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单克隆抗体亦已应用于疾病的靶向治疗，显著提高了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

    2　消化疾病临床研究

    2.1　胃肠动力障碍疾病

    包括胃肠动力性疾病和功能性胃肠病两类疾病。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我国对胃肠动力障碍疾病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迅速成为一个新兴学科。胃肠动力相关性疾病几乎累及所有消化道，患者表现为多种临床症状。胃肠动力性疾病主要指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假性肠梗阻等；功能性胃肠病主要指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功能性腹泻、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痛等。

    目前，我国已较为普遍的开展了胃肠腔内压力测定、内容物排空或通过时间测定、胃肠肌电活动测定、24小时胃食管内pH监测等胃肠功能检查。近一年来已有多家医院开展了新近研发的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pH检测技术，用于GERD等酸反流和非酸反流的监测。该项检测技术还可对反流物成分进行分析，分辨液体或气体反流，使诊断率进一步提高。

    我国的多中心功能性胃肠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方法规范，注意到随机、整群、抽样等科学原则，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研究结果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于2011年3月3～5日承办了“第二届亚洲神经胃肠病学与动力学术会议”，共有37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接受了大会邀请，并做了专题学术报告，我国有10位学者做了主题演讲。2011年5月在深圳召开了GERD高峰论坛，指出我国GERD患病率近年有上升的趋势，胃酸、非结合胆盐或胰酶是其主要的攻击因子，食管廓清能力降低、食管黏膜对反流物抵抗力下降、近端胃与胃排空延缓等，是发生GERD的危险因素。Barrett食管为GERD的并发症，是指食管下段的复层鳞状上皮被化生的单层柱状上皮所取代的一种病理现象，可伴有或不伴有肠化生，主要的临床意义在于该病与食管腺癌的发生相关。为规范Barrett食管的诊断与治疗，我国于2011年4月重新修订了“Barrett食管诊治共识”。

    2.2　炎性肠病

    炎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disease，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是一类反复发作性的慢性胃肠疾病，我国IBD的发病率远低于欧美国家，近些年患病率有上升的趋势。IBD患者经诱导缓解治疗后，其临床症状与病理学可以获得最大限度地改善，但仍可能复发。IBD确切病因仍不清楚，可能与遗传、环境、感染因素等有关，其中黏膜免疫功能的调节异常、对肠道菌群免疫耐受的缺欠，可能是其主要的发病机制。目前更加强调免疫遗传学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我国IBD患者的严重程度与欧美国家不同，多为中-轻症，重症、暴发型者相对较少，提示我国IBD易患人群的遗传基因多态性可能与欧美国家不同。为此，我国开展了有效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了解我国IBD的发病特征。目前，正在组织IBD患病人群遗传学特征的全国性的筛查工作。

    黏膜愈合是指在内镜下对黏膜病变愈合状况和疾病活动性的评估，是目前公认的消化内镜IBD的判断标准，但制订统一的IBD黏膜愈合评估的客观标准，仍是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IBD的治疗药物中已知糖皮质激素尚不能取得完全的黏膜愈合，硫唑嘌呤等免疫抑制剂的研究报道较少。大量的研究已证实，抗人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抗体从分子水平对IBD患者的靶向治疗，可促进黏膜结构的修复，具有迅速诱导并长期维持黏膜愈合的作用，尤其对克罗恩病[9]。目前选择TNF单克隆抗体英夫利昔治疗IBD，在我国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我国UC的治疗多重视诱导缓解治疗，却往往忽视了长期维持缓解治疗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UC长期维持缓解治疗，可减少复发，降低UC患者发生结、直肠癌的危险。

    2.3　重症急性胰腺炎

    重症监护、影像学和介入技术的发展，使对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acute pancreatitis，SAP）的疗效已有显著提高，治疗理念逐步形成共识，带来了治疗策略的变化。目前，SAP的死亡率仍达10%～20%，提高疗效、缩短疗程是今后努力和探索的目标。随着认识的进步、临床实践和治疗理念的变化，重症监护、药物及内镜技术相结合、多学科协作的个体化的治疗，已逐渐为我国消化病学界所接受。为此，在总结国内、外文献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重症急性胰腺炎内科规范治疗建议”，以规范SAP的内科治疗。胆石症仍是我国急性胰腺炎的主要致病因素，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nc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EST）和内镜鼻胆管引流，已成为急性胆源性胰腺炎的重要治疗手段。急诊（发病后24～48小时）ERCP和EST技术，对胆石性胰腺炎具有确切的治疗价值。

    3　消化内镜的临床应用

    消化内镜包括食管镜、胃镜、十二指肠镜、胆管镜、小肠镜、结肠镜、超声内镜、腹腔镜等。消化内镜不仅作为诊断工具，而且发展到内镜下的介入性治疗，通过内镜进行肿瘤摘除、止血，ERCP、取石、支架置入，部分器官切除等。目前，内镜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向多功能化、智能化发展，陆续出现了子母镜、双（单）气囊小肠镜、胶囊内镜、超声内镜、色素内镜、荧光内镜、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等特殊内镜。消化内镜技术从诊断发展到治疗，直至经皮胃造瘘、经腹腔镜行胆囊及肠段切除等微创手术。至今，中国消化内镜诊断治疗技术的发展已与国际同步。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是本世纪发明并应用于临床的一种新型内镜技术，是将消化内镜和共聚焦显微镜合二为一的设备，检查中可同时获取内镜诊断和病理诊断。尽管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的临床应用时间尚短，但已经显示其在诊断与治疗方面的价值，尤其适用于对消化道早期肿瘤的筛选及癌前期病变的监测。李延青等率先开展了该项技术，使我国成为较早应用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技术的国家之一，目前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内镜超声检查术（endoscopicultrasonography，EUS）既能观察消化道黏膜，又能显示管壁的层次结构，准确判断病变的位置及其毗邻关系。因此，EUS已成为诊断消化道疾病最有价值的检查方法，尤其在慢性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性肿瘤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EUS近年来在我国发展很快，我国于上海成功的主办了国际超声内镜大会。

    4　其他

    4.1　幽门螺杆菌的研究

    我国是幽门螺杆菌（H.pylori）检出率较高的国家，为42%～90%。目前已经确认H.pylori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和胃癌关系密切。 H.pylori的治疗一直是关注热点，在我国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H.pylori耐药菌株日益增多，导致H.pylori根除率愈来愈低，如何避免和克服细菌耐药、提高H.pylori根除率，是我国当今面临的新挑战，更加强调严格掌握H.pylori根除治疗的适应症，选择规范有效的治疗方案，努力提高初次治疗的根除率。

    4.2　非甾体类抗炎药与急性胃肠黏膜损害

    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drugs，NSAID）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风湿性疾病、发热、疼痛的治疗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但其不良反应较多，其中以胃肠黏膜损害（包括胃、小肠和大肠）最为多见。由于NSAID引起的急性胃肠黏膜损害患者，常合并有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病变，使病死率明显增高。因此，认真探讨NSAID相关性胃肠疾病伴出血的发病机制、积极寻找有效的防止药物十分重要。国内新近研究表明，NSAID相关性小肠黏膜损害，与药物直接损伤、炎性反应、大量自由基产生及细胞间结构完整性的破坏等有关。研究表明，PPI可减轻其黏膜损伤，对小肠黏膜亦具有保护作用。

    4.3　胃肠道微生态环境与肠黏膜屏障功能

    近年来我国消化病学界愈来愈对胃肠道微生态环境予以关注，逐渐认识到肠道微生物生态系统是人体微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参与机体生理、生化、病理生理及药理等代谢过程，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调整肠道微生态失调，对提高宿主的健康水平、增进健康状态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更加重视胃肠道菌群与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关系。肠黏膜屏障功能由机械屏障（肠黏膜上皮结构）、化学屏障（肠黏液、消化液）、免疫屏障（肠黏膜淋巴组织、分泌型IgA）和生物屏障（肠道菌群）构成，可有效地阻止肠道细菌和内毒素易位。营养不良、炎性感染、创伤等状态，肠黏膜屏障的结构将发生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变化，导致肠上皮通透性增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我国已有多家医院应用16SrRNA／rDNA基因检测、ERIC-PCR指纹图谱技术、基因组学等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探讨胃肠道微生态环境与全身疾病的关系、胃肠道菌群变化对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影响等。

    此外，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食管癌、胃癌、大肠癌和胰腺癌等）发病机制、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诊断、PPI对抗凝剂疗效的影响等课题，亦得到了进一步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