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医学哲学与伦理学家，公共卫生学家，原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优秀党员彭瑞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月7日1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噩耗传来，所有北医人无比悲痛，无限思念我们北医敬爱的老领导。

    尽管北大医学部网站公布了彭书记辞世与1月15日遗体告别的消息，仍有不少北医校友未获得准确信息，不断有人发短信问我确切的消息。我的校友，比我晚毕业，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的赵平教授说，彭书记最优秀的品质之一是他心地善良，与人为善，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与我同年毕业，早我一年入学的姚政教授让我务必告诉他彭书记的追悼活动，他一定要带病参加，短信上说，彭书记有恩于他，他毕业分配到外地，后出国深造回京，彭书记亲自关怀他的工作单位安置和科研工作。这两位校友表达是北医人的共同心声。

    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待人诚恳，心地善良，尊重和爱护师生员工，是作为长期在大学担任党委书记的彭书记最令人崇敬的高尚品质，也是当今一些从政为官的人缺乏的品质。他既服从大局，又维护学校师生利益，在北医形成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他十分平易近人，北医的男女老少都亲切称他“老彭”.从彭书记生前回忆得知，1957年反右，1965年的协和四清、文革……各种政治运动和***中，他都能顾全大局，认真掌握政策，顶住政治压力，尽力保护了许多知识分子，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把握能力，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也因此深受北医广**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敬仰。

    我与北医这么多届领导中，直接接触最多，直接受到人生指导与无微不至关怀的有彭书记和刘波书记。

    我1965年9月通过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从家乡河南来到北医。到校后，等待入学教育期间，彭书记到学生宿舍看望新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书记。我向彭书记请教了人生的一个大问题---“人怎样改变社会？”彭书记讲到，有些人想用权力改变世界和社会；另一些人一生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规律和机制角度改变世界和社会；也有一些人把二者相结合。我思考后，选择了第二条路，探索规律，寻求机制。之所以未选第一条，是受到父亲人生经历的深深影响。父亲本应是一位优秀的眼科医生，早年服从组织安排，1949年创办武昌铁路医院，成为该院首任院长，此后一生坎坷。青少年时期，我不知一生干什么，但很早就知道不做什么---不从政。后来我发现，即使给我点小权力，比如当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我也不知如何用，我就任前首先声明不管人事和财务，只负责业务。而当下一些人可把学术玩成权术，玩的风生水起。

    入校不到一年，文革开始。彭书记被打成“杨彭”“黑帮”,杨纯书记文革前已调离北医，运动中受冲击批斗最严重的是彭书记。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动荡中，彭书记表现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他从不为保护自己违心揭发自己的上级和同事，坚持实事求是。这期间我曾有一次与彭书记长谈的机会，和他讨论当时毛主席讲的，“上面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近年来，彭书记在多次场合讲过他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不经他提醒，我都不太记起了。他说这次交谈是我给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他评论说，“胡大一‘造反’都十分认真”,“在思考探索”.我在文革后反思这段经历，我总结对自己人生最有意义的经验有两条，一是人可以也难免在年轻时犯无知的错误，但不能犯昧良心的错误，揭发陷害他人；二是不要轻生，要能耐得住委屈和误解，历史总会澄清事实。这是受到彭书记的直接影响。

    我1970年毕业后去茶淀五七干校（原劳改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彭书记还未解放，也在茶淀。我在“菜班”和“粪班”劳动，彭书记在“马班”（养马）“劳改”.没有机会直接相互关注，但看到彭书记忍辱负重，仍乐观豁达，风吹雨打日晒，已上了年纪的彭书记晒的皮肤黑里透红。

    刘波书记已先于彭书记解放，任五七干校的党委书记。我劳动锻炼结束回北大医院内科工作，彭书记与刘波书记又先后到北大医院任党委书记与副书记。不久，两位领导又先后回到北医任书记和副书记。

    1993年11月，我离开北大医院到朝阳医院创业办心脏中心，推动冠状动脉血运重建与经导管射频消融的大规模推广普及。1994、1995和1996年每年春节，彭书记和王德炳校长都约我去他办公室谈话，一方面支持我去朝阳医院做些探索，同时也希望我不要放弃北医这一发展的平台，提到可否“脚踏两只船”?之后又与北大医院汪丽蕙院长、王海燕副院长精心安排我回北大医院任心脏中心主任的工作。这次在参加彭书记遗体告别时见到王德炳校长，他还特别提及此事。刘波书记坚持不放我在北医的档案。我最终回到北医，但未回北大医院而去了人民医院，这可能是我选择的一点点失误。彭书记关心每位北医的教职员工都能如此体贴入微，帮的实实在在，实在令人感动。

    1993年彭书记参与的广州会议明确提出医学要从单纯的生物模式转向社会--生物--心理综合模式，我知晓后感耳目一新，但仍缺乏理解。正是在这一全新模式启发下，2年后的1995年，我开始了双心医学模式的执着探索。

    1999年彭书记离休后，仍关心并积极参与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我在这一时期，受到他更多更直接的指导与帮助。2009年，86岁高龄的彭书记，在已患过一次卒中康复后，亲自参加《医学与哲学》杂志社和北大医学部等18所医学院校发起的“医学发展高峰论坛”,讨论弥合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裂痕，推动医学整合，发表了北京宣言，为新一轮医学教育改革和医药卫生事业改革指明方向。我有幸与杜治政老师一起成为论坛的共同主席。在论坛筹备与举办全过程，我们几次到彭书记在六铺炕的老住处向他请教。彭书记都亲自到会，做了高屋建瓴的指导与建议。这段时间，彭书记还多次与我谈到如何建设研究型创新型大学附属医院的问题。彭书记是自然辩证法和医学哲学学术讨论、学会和专业期刊的主要发起人，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些方面的工作，并与杜治政老师担任医学哲学杂志的共同主编。

    近年来，彭书记一直受复发卒中的疾病折磨，先住北大医院，我去会诊；之后一直住在人民医院干部病房，我参加了诊疗全过程，并参与临床决策。在他身体状态好些时，我时常去病房向他请教。期间，《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彭瑞骢访谈录》出版，彭书记签名赠我一本，我认真学习受益良多，并在多次学术会上推荐给年轻的医生。2014年8月，我接到邀请，参加了彭书记90岁生日的活动。事后知道，是彭书记亲自提到邀我参加。

    彭书记是我的人生楷模，是我人生的引路人。我和所有北医人对老书记有份共同的热爱敬仰，我也有个人的一份无限感激之情。

    前不久，何振梁先生辞世，人们说何先生是为奥运和北京奥运而生的人。我想，彭书记是为中国的医学教育而生，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而生，为北医而生的。他是北医的魂，是北医人的主心骨。时至今日，几代北医人，如果让我只选一人作为“北医名片”,我认为非彭书记莫属，难有出其右者。我坚信真正的北医人都会同意。当下的有些院校领导热衷于用院校的资源为个人谋名利，而彭书记一生廉洁奉公，为医学教育，为医药卫生事业，为北医的发展鞠躬尽瘁，一生奉献。

    敬爱的彭书记，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