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是什么成就了张涤生创建中国整复外科事业的辉煌人生？估计，很多人会罗列出诸如“勤奋”、“聪慧”、“执着”等特质。而我，则想从另一个角度，尝试探讨这位医学大家成功的要素。那就是，灾难的洗礼。

    灾难，并不仅仅来自于战争，还会来自于和平时期的政治。

    2010年，北京大学的两位医史学者，甄橙和胡俊，对张涤生院士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的核心话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涤生院士全程参加的那件著名医疗救治案例：“上海广慈医院成功救治大面积烧伤的钢铁工人邱财康”。在我看来，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访谈。通过这次访谈，张涤生院士阐述了中国整复外科创建的历史渊源。

    当年邱财康的受伤，有着深刻的时代政治背景。张涤生说：“1958年5月，全国开始大炼钢铁。钢铁工人在炼钢炉前日夜奋战，…忙中难免出错，事故频繁发生”。这样的背景之下，上海第三钢铁厂发生了重大事故，三名钢铁工人受伤。其中邱财康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达90%。另有一名工人抢救无效死亡。

    邱财康的抢救成功，确实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所依靠的，当然主要是医务人员的科学施救、精心护理。不过，政治主导的资源调配，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病人是大炼钢铁时代的一名钢铁工人、因为领导高度重视，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只要医生说缺什么，就马上有什么。病人需要大量血浆，中山医院马上送到”（摘自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

    由于绿脓杆菌感染得不到有效控制，于是通过将绿脓杆菌疫苗注射在健康志愿者身上，然后将含有抗体的血液再输给邱财康，才逐渐控制了感染。而当时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获取创面覆盖的“皮源”。张涤生说，差一点就采取了当时时髦的“踊跃献皮”做法：“在广慈医院党委的同意下，我们贴出布告，动员大家义务献皮。群众反应热烈，纷纷报名，许多医护人员也积极报名，但最后考虑到从一位健康人身上采集皮肤，不但损伤了体表完整，还需住院3周以上。大家热情可嘉，但实际上会给献皮的志愿者带来不少痛苦和破坏，献皮可不像献血那样简单无创。”还好，后来使用的是刚刚死亡患者尸体皮。

    邱财康的抢救成功带来了极大的政治荣誉。卫计委授予广慈医院外科、灼伤护理小组和检验科集体荣脊奖状各一面；董方中、杨之骏各记大功一次，张涤生等六人也被记功一次。

    不过，在张涤生看来，更为重要的是，邱财康的抢救成功带来了一个学科的开端：“1958年10月，邱财康已经治愈出院，但‘大跃进’仍在进行，热火朝天，烧伤事故屡屡发生，全国各地医院先后收治了大量个别或群体烧伤病人。他们或慕名来广慈医院求援，或要求派出抢救治疗小组去协助开展治疗工作。”

    张涤生说：“现代战争造成了许多颌面部伤残的士兵，所以西方国家的整形外科临床科室和整形外科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就逐步建立起来了。中国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况，**战争对于中国整形外科的发展稍微有些促进作用，但不是大的促进。我觉得大的促进还是在大炼钢铁的阶段”；“大炼钢铁以后的晚期疤痕挛缩烧伤病人非常多，我登记的住院单子一大摞。病人太多以至于来不及做手术，因此可以说烧伤病人的增加促进了中国整形外科学的发展，也是我建立整形外科临床科室的主要推动因素。”

    大炼钢铁时期集中出现的诸多事故，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称之为“灾难”。而中国的整形外科事业，则是在这些灾难救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其实，在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医学常常处于附属地位、“随波逐流”。每每到了各类灾难性事件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某些医学领域也就迎来了发展的契机。我们回顾这一历史过程，虽说是历史机遇，但穿行其中，十分不易，这是灾难的洗礼：其中有智慧与汗水的付出，亦有伦理与政治的纠结；有时需要隐忍，有时需要灵活。不迷失，不彷徨，把握住医学“治病救人”的本分，并有创造性地坚持下来，就是医学大家。张涤生，正是这样的医学大家。

    所以，在如今面对诸多挑战和诸多事故的历史时期，我们回顾和学习张涤生先生的人生事迹，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