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照顾家庭离开医院

　　每天早上7点，蔡洁会和3岁的儿子一同醒来，洗漱、吃早餐、哄一会儿宝贝。8点出门，8点半到达上海静安寺某高档写字楼的公司所在地。

　　她的身份是某德国药企的医学顾问，主要负责为公司市场部提供医学支持，并与各大医院的专家保持沟通。

　　“根正苗红”的医二代

　　“我是根正苗红的医二代。”在剖析自己从学医到弃医的心理时，蔡洁喜欢这样描述自己。

　　她的父母都是医生，毕业于早年的“上医大”，即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蔡洁也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出身，本硕连读七年。

　　“当时想得很清楚，就算学了医，也未必不能改行。有医生这样的职业背景，也是一个雄厚资本。”蔡洁说，她从小就在“上医大”院子里进进出出，熟悉医院每一个角落，了解医生这个工作，学医是兴趣所在，也是顺理成章。

　　那是2000年左右，医患矛盾还没有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蔡洁的父母没有反对，当医生，体面的意义远远超过危险。

　　和大多数学医的同学一样，蔡洁也经历了“他们玩的时候我在看书，他们看书的时候，我在通宵看书”的过程，虽然辛苦，倒也乐在其中。

　　真正成为医生后，问题才一个个出现。

　　“第一年大轮转，回到科室一个月，就要***当班。”蔡洁说的“大轮转”，是指新人进入医院后，要先在不同科室工作、学习，并接受严格考核。

　　最近几年，上海、杭州等地把“大轮转”时间定为三年，这段期间收入少，工作量大，常被抱怨把年轻医生当“廉价劳动力”。

　　蔡洁是上海本地人，没有经济压力。她的焦虑来自“***当班”，这意味着，当病人出现问题，她要告诉别人怎么处理，而不是问别人怎么处理。

　　“有时候，***急诊留观40几个病人，1个医生。”因为年资低、经验有限，刚刚值夜班的她从来不敢闭眼睛，之后有大概3个月每天只睡3个小时，原因还是焦虑。

　　趁年轻还有改变的余地

　　更大的不满来自科研。根据目前公立医院考核制度，医生晋升需要两个硬件：科研论文的发表或科研项目的参与。

　　以上海某医院为例，从主治医生到副主任医师，需要完成一个市级科研课题，发表2篇SCI论文，以及博士学位。有了这些硬指标，在名额少、候选人多的情况下，还要“打擂台”，通过发表演讲，评比综合能力。

　　“我的父辈，做医生就是做医生，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在蔡洁看来，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好。

　　更何况，作为年轻医生，节假日要“优先”值班，每年还有4个月的“翻班”：早、中、晚班分别上两个，生活规律被完全打乱，几乎没有时间和经历再去查数据、搞科研。

　　“科研搞得再好，没有临床，还有什么意义？”蔡洁多次强调，她喜欢当医生，只不过医院科研压力超过了临床压力，离开也就成了迟早的事儿。

　　辞职的过程还算顺利，家人都是医生，对其中的冷暖再清楚不过，也不需要蔡洁这个所谓的“医院有人”的资源。

　　就这样，29岁的蔡洁从一名医生变成了外企白领。

　　她回忆自己在医院的时候，不收回扣不拿红包，就算有家属声称要投诉，也会拿出比较强硬的态度。

　　“我没有做错过事情，从不委屈自己。”蔡洁承认，在医院工作确实会有很多繁琐的事情，有人看不起病、有人霸着病床不走、也有病人家属动不动指责……是个世态炎凉很明显的地方。

　　医生执业的更多可能

　　好在她已经有了新的天地。因为当过医生、有专业的医学背景，再加上性格开朗，蔡洁在新公司发展很顺利。今年5月，在全球500强的药企工作1年半后，她跳到了另一家德国药企，工作地点从张江换到静安，级别和薪资都有所提升。

　　“这家公司推广的药，是我很多年前当医生时就关注过的。”蔡洁已经开始把新的工作当作事业。她打交道的医生都是主任级以上，这是当年作为“小医生”的她不太敢想的事。

　　她每天下午5点准时下班，电脑不带回家，工作用的手机下班后只收短信。除了法定假期，还有每年15天的带薪假，12天带薪病假—这都让她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走出来没什么不好。”近几年，蔡洁周边陆续有医生辞职，除了适应过程长短不同，还没有谁说过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