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肝脏被认为是人体的“免疫特惠器官”。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诱导稳定而持久的免疫耐受，以及如何确定已形成的免疫耐受。通过浙大一院肝移植中心所倡导的，通过诱导免疫耐受来维持移植器官等临床和研究不断深入，相信能带来光明的前景。

　　温州董先生，9年前因乙肝肝硬化，肝癌接受肝移植，术后早期接受环孢霉素联合霉酚酸酯，激素抗排斥治疗，术后3个月停服霉酚酸酯及激素，仅服用单药环孢霉素，术后5年开始逐渐减少环孢霉素用量，2年后完全停服环孢霉素。至今肝功能保持良好，并无肿瘤复发或转移迹象。

　　郑树森是我国肝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开拓者之一，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肝癌肝移植“杭州标准”，探索和推行肝移植术后个体化免疫抑制剂治疗，倡导创建活体肝移植技术体系，赴印尼开展活体肝移植，将我国尖端的科技成果带出了国门。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方法的方法之一，肝移植患者术后常规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不仅会减低患者的抵抗力，容易引发感染等并发症，还增加了患肿瘤的风险。通过基因测定，在临床推行个体化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很多患者术后免疫制剂的用量可以慢慢的减下来，最后甚至可以停用。目前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中心已有3个肝移植受者术后已经完全停用免疫制剂了。

　　长期以来，肝脏被认为是人体的“免疫特惠器官”。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诱导稳定而持久的免疫耐受，以及如何确定已形成的免疫耐受。通过浙大一院肝移植中心所倡导的，通过诱导免疫耐受来维持移植器官等临床和研究不断深入，相信能带来光明的前景。

　　当一个异体肝脏移入病人体内时，病人的基因能够马上识别出这个陌生的器官，紧接着产生免疫排斥反应。此时体内的淋巴细胞——T细胞和B细胞会被大量激 活，开始不断攻击新的肝脏，如果不加以控制，新的肝脏将在很短时间内衰竭，危及病人的生命。于是免疫抑制剂应运而生，它阻断了淋巴细胞的活化、识别或增 值。但它也威胁着其他的身体机能，加大了肿瘤、肾功能不全等疾病的风险。免疫抑制剂的长期乃至终生应用,除了经济负担之外,与过度免疫抑制相关病毒感染以 及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浙大一院肝移植中心在郑树森院士领导下，在国内器官移植领域率先倡导免疫耐受，在临床推行个体化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严密观察移植受者移植肝功能状态的同时，逐步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免疫抑制剂的用量与个体基因相关。近10年来，已约有150例(18.9%)受者在移植术后3年开始逐渐减少他克莫司，环孢霉素等免疫抑制剂用量，并长期保持免疫抑制剂低浓度状态，其中急性排斥反应发生仅7例(4.7%)，远远低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国际平均水平。其中3位患者在术后6年左右，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剂，至今均未发生排斥反应。与国际知名肝移植中心接轨。

　　浙大一院在国内率先倡导免疫耐受，在临床推行个体化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紧密观察移植受者移植肝功能状态的同时，逐步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使移植后的器官能有功能、健康地存活，并且不受免疫抑制剂药物副作用影响。

　　作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十佳提名奖获得者，郑树森院士说，今天我们的技术能走在世界前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来说，从事科技工作，最关键的是要严谨求实，不能浮躁。一开始就要抱着这样的心态，要耐得住寂寞，要打好基础，这样才会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