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味求多”到“质量并重”

    介入治疗被誉为20世纪医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入心血管病介入治疗技术以来，随着介入器材的不断改进、新型器材的临床应用、介入术者经验的积累，冠心病介入治疗在我国发展速度空前，近几年治疗例数一直以每年20%—30%的比例猛增。在“遍地开花”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介入规范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霍勇指出：“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强调规范、质量，提高疗效。”

    “首先应当摒弃以手术数量论英雄的衡量标准，转而倡导数量、质量并重。对质量的控制要通过建立规范性医院常规、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来实现。”霍勇特别强调，全国心血管介入治疗直报系统对介入治疗质量控制具有重要意义，这使得每一例介入治疗都处于可控范围内，便于进行有效的质量监控。

    “在北大医院，每做一例冠心病介入治疗，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霍勇介绍说，首先，严格的三级查房制度把住第一道关口。病人到底需不需要做介入治疗，不是某一个医生可以说了算，而是需要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科室主任层层把关。其次，过程监控也很重要。每周四下午的冠脉介入病人读片会，术者要向病房的所有医生介绍尤其实施手术患者的病情及手术治疗状况；在主任查房中还要进行严重并发症乃至死亡病例的重点讨论。“这些内容对于术者来说，都是不同层面的质量监控。”

    为规范介入治疗技术努力

    2009年，我国心血管介入治疗总例数已经达到23万例，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对于我国介入治疗的迅猛发展，霍勇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

    按照每年每10万人口有25例的发病率估算，我国每年约有45万—50万例急性心梗发生，介入治疗是最有效、最能降低死亡率的治疗手段。但2009年，全国急诊介入治疗例数只有1.5万例，仅占总例数的3%。相当多的患者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介入治疗。另一方面，霍勇认为，“再好的技术如果在发展中走了弯路，最后就只能走向死胡同”。

    “我承认介入治疗中确实存在着局部的过度医疗现象，但从总体上看，介入治疗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进入治疗技术、治疗方法、治疗器械都相对稳定的成熟期后，介入治疗最急需的依然是又好又快发展。”

    已经功成名就的霍勇，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为规范介入治疗技术而大声疾呼。作为卫计委医政司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专家工作组组长，霍勇还肩负着对全国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规范提供专业意见的重任和使命。霍勇说，技术规范需要**部门、学界以及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他只是其中一分子。“当你在这个行业待久了，投入了感情，就会产生一份责任感。我有责任感，你有责任感，大家都用责任感来推动、促进这项工作，这个行业就能健康地发展。”

    霍勇指出，过去的8年，在卫计委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心血管介入技术进行了规范化的准入，建立了准入体系、培训体系、质量控制体系，这三项体系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心血管介入治疗的规范化。但是，霍勇也强调，现在仅仅对介入技术或介入本身进行规范化是不够的，要从心血管介入技术的准入逐渐过渡到心血管专科医师的准入中。

    “由于国情的因素，我国介入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霍勇认为，首先是发展不平衡。增加了当地患者获得治疗的相关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其次，规范化不够。很多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训练或责任心不强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致使介入治疗的疗效大打折扣；第三，潜力巨大。尽管我国冠心病的整体发病率低于西方国家，但是对于13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接受介入手术的病例数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巨大。

    霍勇再三强调，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发展，最重要的趋势就是“规范化”。规范化既包括技术的规范化又包括管理的规范化，因此规范化也需在三个层面来进行：第一执业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自律；第二学会或其他学术组织在学术层面上通过学术交流，指南及临床路径的制定来范介入治疗技术，使介入诊断治疗的指征得到规范；第三**和行政主管部门颁布有关条例和规章，这对于介入诊疗工作的从业人员是具有强制和法律法规效力。

    走出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霍勇指出，中国的冠心病介入治疗需要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总体而言，中国的介入治疗发展与发达国家不同。目前，对于心血管疾病治疗的投入已使得美国不堪重负，我们如果照此发展也很快会不堪重负。

    走有中国特色的介入治疗发展之路，包括：**规划、公众参与，急救网络的建立，专业救治体系的完善，以及法制化、规范化管理。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心血管介入治疗的发展环境有独特性，这决定了我们需要遵循救急、救贫，规范化和提高效果的发展之路。”霍勇解释说，首先，患者不同：患者基数大、重症多，重点应放在救急、救贫方面；其次，医生不同：医师的技术操作水平差异显著，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亟须规范管理；另外，国情不同：国家医疗资源的投入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对不足。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均医疗花费2010年为700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才4000多美元。这就是说，美国的人均医疗花费是中国人均GDP的近2倍。

    霍勇认为，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像美国那样大把花钱，中国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介入治疗之路。“美国曾有报道，1例患者放了67个支架，我们如果重走美国人的道路，中国也将不堪重负。”

    霍勇介绍说，2007年卫计委出台的《心血管病介入诊疗技术规范》指出，认证制度、培训制度和质控制度构成了我国心血管介入诊疗的框架。就此，卫计委与强生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项目，对于我国建立和实施规范化冠心病介入治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心血管介入诊疗的认证制度、培训制度和质控制度已经达到了既定目标，非常了不起。尽管尚须进一步完善，但这一规范制度的建立，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 霍勇如是说。

    霍勇认为，我们应该从各个渠道来宣传心血管介入治疗的行业管理、行业发展。“介入治疗的发展不仅仅是介入医生的发展，而是心血管病介入治疗的行业发展。只有推动了这一行业的发展才有意义。”

    有统计表明，我国共实施冠心病介入治疗约23万例，同比上涨30%。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耗材费就至少50亿元。其中，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激增的背后是否存在泛滥的忧虑？做了这个手术的冠心病患者是否从此就可万事大吉？这种手术真的像一些医生说的那样“低风险”吗？对此，卫计委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教授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必须尽快完成多重转变，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强调规范、质量，使更多患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