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有些家喻户晓的官员相比，朱幼棣的名字听起来相当陌生。眼前这个略有些谢顶的退休官员，身穿一件旧黑色羽绒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最近的一个雪天，因为自顾自地低头走路，他甚至在家门口附近迷路了。

    也就在最近，这位刚刚退休的***研究室前司长，因为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医改》的书，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有媒体评论道，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

    其实，在两年前的夏天，朋友们就开始“怂恿”这位高级官员为医疗体制改革写点什么，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医改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专家就靠这个吃饭，哪个部门给他们课题经费，他们就帮这个部门说话，忽悠老百姓也忽悠领导。”他笃定地说，“我可不想卷到里面去。”

    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与这个国家十多年来进行的医疗改革，早已密不可分。

    他至今记得1996年的一个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前去求医的病人。

    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

    直到今天，想起这块石头的故事，朱幼棣仍然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专门跟在**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新华社记者，还是后来进入官场，成为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的高级官员，他始终关注着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2009年，他终于决定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写进书里，他只想让老百姓看懂，那些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本质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曾经参与起草《**工作报告》的官员，一字一句地分析着那些连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也称“看不懂”的“医改征求意见稿”，解剖那些晦涩拗口的文字中隐藏着的含义。

    最明显的就是，“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个“在**里天天写报告”的官员却指出，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是“卫计委门指定配送商，垄断经营招标的药品”。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党的**报告中确立了“政事分开、管办公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四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对此，朱幼棣本人就有着深切的体会。2002年，他的父亲因病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78岁的老人，每天还要经受十多个小时的输液，耗费巨资，却最终因用药过度，诱发心力衰竭去世。

    与 此同时，这个“爱较真”的官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大量医疗资源正在被肆意浪费。比如，吉林省一座规模不大的乡镇医院，却有100多名职工。原来，在乡镇体制 改革后，原有的事业编制都被压缩，曾经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进入医院捧起“铁饭碗”。

    但一些专家却将病人挤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现状，定义为“盲目、超前医疗消费”。他气得在书里写道：“真是岂有此理！”

    “那里连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业，一些医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操作人员都没有，农民怎么能在这样的医院看病？”说到气处，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当然，不仅仅是批评，他也在为这个国家的医改寻找着出路。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品。因此，在国内的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应改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可一位社保部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边境上的农民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向国外倒卖”。

    他沉默了一会，告诉这位花白头发的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便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赶在退休的时间点推出这样一本颇具“噱头”的书，此前有媒体推测式地将朱幼棣描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我从不谨小慎微！”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重。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佐证。2000年，朱幼棣调任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次，当时的***就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发表讲话后，这位新上任的官员却当面告诉自己的上司：“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书记你来讲。”

    而朱的一个仍在***发展研究中心任职的朋友告诉记者，像他一样敢说真话的人在官场上并不多见，“更多人可能只是在心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