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般的认识而言，医疗创新更多程度属于自然科学层面的创新，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因素影响而单一地发展，而文化传统就是其中一个可能影响创新的因素。

    那么，从整个医疗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传统对于医疗创新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医疗创新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作为2014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奇璞奖”的战略合作媒体，《医学界》近日就上述相关问题采访了“奇璞”奖评委会专家、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先生。以下为采访实录：

    医学界：对于“奇璞奖”提倡的医疗创新，您认为对于整个医疗发展而言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庄一强：整个世界医学的发展都是科学创新所带来的，我把人类千年医学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巫术医学，包括今天的农村都还有巫医。第二阶段叫做宗教医学，像古希腊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又译“艾力彼”），**教医学也是宗教医学。第三个阶段叫做科学医学，从文艺复兴开始，随着工业***的发展而突飞猛进，像人体的解剖，还有人类第一台X光机的出现，包括还有现在的基因技术，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创新改变。所以就这点来说，科学医学就是现在所谓的西方医学，主要是依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推动的。

    医疗发展的创新有个特点，就是它是建立在其他行业的创新之上的，物理、化学及其他学科的发明创造都可能被医疗界拿来所用。从文艺复兴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许多医疗器械和技术的发明都是得益于其他科技的发明，所以医疗技术的创新是“拿来主义”,它能够吸取其他行业的创新纳为己用。

    医学界：您之前曾经说过“医疗创新关键要看患者体验”,如何理解这句话？

    庄一强：从直接目的性而言，医疗创新可以分为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方便患者就医，而是为了方便医生行医。但是医生行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患者就医，也就是说，方便医生行医的最终目的，也还是为了方便患者就医，所以，从这点而言，任何医疗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患者的就医体验和效果。

    我们现在很多医院也都在谈创新，但是往往只注意那些所谓的高大上的创新，而忽略了关注一些细小但往往更重要的细节创新，而这些“接地气”的创新往往更能影响患者的就医体验。最明显的是很多医院里的导医标识设计得都不够人性化，患者跟着这样的标识走很容易迷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创新点，真正能够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另外我再举个极端的例子，有一家全国知名的大医院曾经引进过一台非常先进的设备，于是在病人身上做了一个具有很大创新意义的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最后病人却还是死了，所以我们很难说这样的创新是否具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医学界：您是否认为目前的医疗体制是医疗创新的最大阻碍？

    庄一强：我并不认为创新和体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创新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它有着自己的瓶颈。而体制属于管理层面上的东西，它对创新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但不是绝对影响因素。

    事实上，就我们国家而言，影响创新的最重要因素还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体系，因为我们的传统和教育是不鼓励创新的，我们的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听大人的话，不能反叛，要循规蹈矩，这样的教育方式很难培养起一个具有很好创新意识和素质的人。

    从古**始，中国人在发明创新上更多的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层面的成就，很少有自然科学上的发明创新成就。即使有，也都是一些手工业上的发明创新，可以称为“改良式”的创新。而西方在这一点就不同，像日心说，月心说，还有牛顿的万有引力，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创新更多的是宏观理论上的创新。所以这种形式的创新，往往对社会和科技，包括医疗的发展的影响力会更大。

    当然目前中国的医疗改革的确也陷入了某种困境当中，亟需一个有着突破性的理论创新的支持，来渡过这个难关。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体制的改变。

    医学界：您之前从事过日本医疗业的研究，日本在创新上面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吗？

    庄一强：日本的创新，包括创新与中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也缺乏那些“从无到有”的创新，而大多都是一些“改良”性的创新。譬如那种带橡皮头的铅笔，就是日本人的发明，其实就是把铅笔和橡皮绑在了一起，这样的创新，往往很小，但也很有用。

    我们都知道，日本古代的文化在几千年来都受中国的影响，无论是汉唐时期还是明朝，直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出现了脱离中国文化影响的思潮。那时候有部著名的书叫做《脱亚论》，就是脱离亚洲的意思，作者福泽吉俞是一个中学的校长。这部著作就是号召日本要脱离原来亚洲文化的“哲学文化”,改为追随西方的“求证文化”,即以自然科学求证法为主导的文化。

    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的发明创造也往往集中在一些对于现有发明的改良上，譬如汽车，机器人等，这些也都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发明，而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