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说：“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就曾引发争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红包协议”再度引发争议，是否能真正解决医患关系的种种状况需要各个方面共同的努力。

    “红包协议”争议回顾

    今年2月，国家卫计委办公厅要求从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须由经治医师和患者沟通并签订“拒收红包协议”。其初衷虽好，但多此一举。因为医生从入职第一天起就宣誓过不收“红包”，现在又要求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是何意？既然第一次宣誓不收“红包”都没有监管住医生**行为，再签订协议难道就能药到病除？毕竟，诚信守诺仅靠个人自觉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监督。签一纸协议就能确保医生不收“红包”，那么反**还需要上级部门三令五申？

    医生收受“红包”为人诟病，主要源于医务人员医德败坏，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操守。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操守，不是靠签协议能做到的，而应该加强医德考核，甚至把医德作为聘任医务人员的一个“门槛”，才有利于遏制医务人员收受“红包”行为。因为一方面医患双方处于不对等地位，患者处于弱势地位，患者给医务人员送“红包”是迫不得已，寻求“花钱买心安”。如果医务人员不收“红包”了，患者还会嫌钱多而非要送“红包”不可？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医务人员收“红包”违背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可依法查处，何必再签协议？否则，这岂不是置《暂行规定》于不顾？

    要求签订“拒红包协议”，早就为人诟病，甚至连原卫计委副部长黄洁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药养医好像是医生的责任，让医患双方签不收红包协议书很可笑，医生入职第一天就宣誓过（不收红包）。”试想，原来的“善政”都没有执行到位、取得实效，而今还要强制推行这种所谓“廉政措施”，真的能够出奇效不成？再说，签订“拒红包协议”，早就在一些地方遭拒。这说明相关规定在***前缺乏民意支持，有盲目决策之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其实，对于签订“拒红包协议”，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徐亚文早就作了解读，从违约责任方面来说，对于签订协议后又收受“红包”的行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措施是值得考虑的。通报批评属于行政责任处罚，而不属于违反合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将行政管理权异化为一种合同关系并不恰当。而在现实生活中，合同法的功效与震慑力不如刑罚，即使能够对违反“拒红包协议”者进行通报批评，又能有什么震慑力呢？而一打的行动纲领，不如一个具体行动。只要加大医疗系统**行为的查处力度，问责到人，让医务工作者都敬畏法律法规，才能减少和杜绝医务工作者收受“红包”行为；否则，即使签订了“拒红包协议”，除了想糊弄老百姓，恐怕是在掩耳盗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