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有些媒体同行看了我这个标题觉得这就是句废话，但连续几篇文章之后，我收到了不少医生的吐槽：为什么来采访我们的记者不能是一个懂医学的记者呢？看来是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个问题了。这一篇我就专门写给那些对此有疑问的医生们，顺便我也说一说记者在采访专业人员的困难，以及报社监督系统的看法。

    一、媒体的人员配置问题

    其实就像医生分内科外科一样，记者也分成各种口线，通常都市报类的媒体设置与医疗机构打交道的是两拨人：跑口记者和社会新闻记者。

    我们经常看到采访医患**的，一般来说是社会新闻记者，很多时候还是社会新闻记者里最底层的机动记者，甚至是实习生。而跑口记者一般是采访卫生局（卫计委），兼顾采访医院领导、先进典型之类的工作，两拨人的生存状态迥异。

    先说社会新闻记者。我的经验是，这部分人很少成为某类问题专家，因为媒体考核机制是通过工作量，社会新闻接触面杂乱，不可能允许你就某一个问题集中精力报道，普遍撒网才是常态。

    比如我刚当记者的时候，一个月要求刊发22条稿件才有工作绩效。虽说医患**近年频发，也不至于密集到每周都有的程度，再加上线索还要分散到不同的记者手里，一个社会新闻记者一年碰到医患**的次数也就五六次，显然对于完成每个月的22条是没有帮助的。

    凭心而论，作为社会新闻记者，在未完成22条工作量的前提下，是没有那个动力专门学习医学知识的，因为基本上很少用上。

    至于很多医生提到的采访什么就应该去学习采访领域的专业知识，这对于社会新闻记者来说是很难实现的要求，他平时要采访的有车祸、火灾、民间经济**、刑事突发案件、农民工讨薪、工厂机械事故……，如果每个领域都要求记者去做知识学习，那么记者要学习的就有如下内容：畜牧、种植、汽修、机械制造、车辆设计、热力学、法医学、证据学、紧急救护、民事法律、 刑事法律、国际惯例、玄幻小说、风水八卦……

    如果从使用频率看，医患**报道占比例非常小，医学知识位置不太可能排在前边。开个玩笑说，要学也先学汽修，车祸总比医患**多，好歹还常用点。

    至于跑口记者，估计医生们很少会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所谓口，就是记者通常联系的单位，卫生系统跑口记者通常是跟卫生局（卫计委）党委宣传部联系，地方媒体，尤其是我曾经供职的都市报这是标配。他们由党委宣传部带着去采访下属医院，有些记者可能会直接跟医院的党办联系。这些记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基本只写正面稿子。

    很多医生抱怨媒体不写正面稿子，这还真是冤枉了跑口记者，如果从卫生局学习**、好医生贾立群、最美乡村医生、医院假期放假安排这类报道看，正面和服务类稿子绝对数量是不少的。

    但这类记者和社会新闻记者的人数比例可能差了数十倍，一般一个报社有一两个人就不错了。而这类正面稿子很少有普通百姓能记住，我以前的文章也谈过这个问题，这种由官方主导的正面宣传纯粹是自黑，所以咱们也就不细说了。

    按理说，跑口记者会跟医院比较熟悉，或者至少有一定医生专家的资源，他们如果能参与到采访医患**里，对于媒体和医生沟通应该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些人也有条件进行专业医学知识的学习，一些跑口记者的配偶就是医生。

    不过实际情况是，你很少能看见他们采访医患**，偶尔在卫生局党委发布新闻通稿的时候才出现。

    原因很简单：他们碰不到线索，碰到了也不敢做。

    一般患者找媒体帮忙报道，大部分是通过热线电话等线索系统，这个系统直接对接的一般是社会新闻记者，跑口记者很少接触。

    就算接触到了，跑口记者对于这种医患**的线索也是避之不及的。

    我听跑口记者聊过他们的难处，平时要指望卫生局党委宣传部和各医院党委宣传部提供采访机会，一般不敢得罪对方，隔三差五逢年过家还得想办法发点关系稿。

    其实大家想想，像什么卫生系统运动会、卫生局长畅谈2014这类马屁稿为什么会出现在媒体上？你们不爱看记者就爱看么？除了某些有自恋倾向的领导谁爱看这玩意儿！这些都是用来进行交换的。

    当然，也有一些医院会组织跑口记者去采访什么特别的手术，或者新实施的举措，这种采访数量有限，而且受困于传统正面报道的模式，传播效率很低。

    发了正面稿子，跑口记者才能搞好关系，才能得到更多的采访机会，才能完成绩效养家糊口。有时候因为后方编辑不同意，一个正面稿子没发出来，可能还会惹来宣传干事的冷处理，比如某某发布不通知你，某某新闻稿不给你。

    假如跑口记者采访了医患**怎么办？轻则挨说被斥不懂事没良心，冷处理几乎是一定的了，重则就可能被口里要求更换跑口记者，这样自己积累的业缘关系和长时间的努力就白费了。跑口记者跟社会新闻记者不一样，新闻来源主要就指望对方提供，假如被封杀了等同于半失业状态。

    以前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找过跑口记者帮忙，这些跑口记者通常不太意，除非报道什么好人好事，否则基本上直接回答你“不方便采访”.

    有个别关系好的，能私下提供一个电话，还得千叮咛万嘱咐说：“别说是我给的，稿子也不用给我署名。”这样就算是帮大忙了！

    了解情况的胆小不敢去，不了解情况的胆大往上冲，所以医生一般都见到的是普通的社会新闻记者了。

    可能只有一种例外，就是所谓的特稿记者，但社会新闻记者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积累，很少有专门从事涉医报道的，这种培养机制很难诞生这个类型的记者。另外从记者内部看，涉医报道在很多特稿记者的眼里也不是特别有新闻价值，有那功夫还不如做做反腐，社会影响也会大一些。

    这种人员配置的背后，有一个逻辑是医生与媒体之间分歧较大的。

    从媒体角度看，涉医报道放在社会新闻领域，受众也是一些不太懂得医学知识的人，所以需要有一些从外行人角度提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有时记者的专业知识缺乏反而可以更多地从普通受众角度提出问题，这对于媒体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替老百姓说话嘛。

    不过从医生角度看，很多人觉得自己就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所以记者听不懂是你无知，但是你写错了我跟你没完。有些医生甚至觉得对面这个记者如果连这么基础的问题都不懂就没资格来跟自己说话，这种情况我也是经历过的。

    究竟在这个问题上孰是孰非，很难一概而论，媒体有采访核实的义务，但是医生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强势一方，如果说一点解释说明的义务都没有似乎也说不过去，可能就要看具体采访的经过而定了。

    二、求助专业人士的难题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既然自己不太懂专业知识，为什么记者不去采访医学专家了解情况呢？按说这是唯一弥补记者不太专业的方法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涉医报道里都缺少这一环。

    如果从记者的角度看，或许是因为采访医学专家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哈尔滨天价药费事件的报道，有两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一是央视希望采访一位医学专家，但找了一圈当地医生都不乐意，回北京找了一圈也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最后水利部总医院原副院长心外科专家马育光出来接受了采访，注意，这个人的头衔有个“原”字，水利部总医院现任领导可没人参与。

    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没人懂么？当然不是，是因为就医患**发表意见对于医生来说风险很大。首先是事实层面的风险，病人在别的医生手里，究竟是怎么个诊治过程你又不知道，记者能给你提供的资料因为专业性问题难免不够全面，换我是医生我也得掂量掂量。

    天价药费事件中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是当事主治医生王雪原接受媒体采访揭露了医院的问题后就从医院离职不知去向。其实如果可能，我倒是很想采访一下王雪原大夫，聊聊他之后的经历。可惜这个人我是找不到的。

    不过大家换位思考，有一个同行，因为他说的话导致你失业受处分罚钱，上上下下十几口子 被处理，你能不恨他？你让他怎么接着在这个圈子混下去呢？这个现实的压力更加巨大。

    除了医生不太愿意就**接受采访之外，医院对于采访的限制也是一方面。一般你找一个医院采访，就算不通过卫生局，也得找到医院党办。我要是随便举个话筒问医生“你幸福么？”早就给哄出来了。

    如果是你们医院出事了，请问哪个没心没肺的宣传干部会给你安排另一个医生来说这个医生的是非？就算他找了一个人，从新闻操作流程来说，这属于“一拨人”,或者说是利害关系人，他的话可信度有多少呢？

    可是如果找别的医院党委宣传部，说某某医院那边有个医患**，你们给找个专家说说吧！宣传部的人肯定以为我是精神病。

    当然了，如果记者一门心思去找还是能找到医生聊聊的，通常对方也会要求匿名，很多媒体又不同意使用匿名专家意见，这也是记者要考虑的。

    所以说，有时候有些医生看到媒体报道里缺乏专业这一环，就觉得是记者故意去黑他，其实也未必，可能真是找不到。

    不过明确的一点是，从媒体行业的专业要求来说，专业人士的采访是不应该缺失的，这跟采访对象是否容易采访到没有关系。记者就是克服困难的，否则要记者干嘛。如果采访不到，碰到严格的编辑，这种有缺失的稿子是不给发的，只不过现在很多编辑也不是那么严格罢了。

    很可惜，确实不那么严格了……

    三、媒体的监督追责问题

    我得罪人说一个比较媒体自身很现实的情况，媒体的监督问责机制是有问题的。

    通常正规媒体会有一个受理**的机构，一般是一些老编辑老记者组成，一旦碰到投诉而且无法劝回去的，他们会启动一个程序型的自查：看采访记录是不是完整，是不是有录音，对方投诉的内容录音里是否有。

    如果这个阶段有问题记者肯定要罚钱，如果失实后果严重开除也不是不可能！但记者写稿的时候会注意规避，把一些东西写的尽量含糊，这个部分出问题的几率不大。

    如果流程检查下来没有大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讨论对方投诉的内容是否合理了。

    我前边说了，这个媒体受理投诉的机构一般也不会有专业的医生，接到投诉就会希望医疗机构提出证据。但是我经历的情况是，医疗机构向新闻单位提供证据的情况并不多见，往往是打电话沟通，这样沟通很难形成一个严肃的处理结果。

    更有甚者，打着打着电话就会变成一个很中国式的结果，人情文化会导致问题向着互相托人打招呼发展，最后干脆就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媒体把稿子删了，然后给医院发一个正面报道。

    请注意，这时候并没有得出稿子到底是否有问题的结论。

    这样的结果看似皆大欢喜，其实是把一个疑似问题报道用一种和稀泥的方式进行了解决。既然涉医报道不做医学专业审核的，对于记者来说也犯不着采访时太重视专业性问题，至少可以说这个内部调查机制没有起到促进的效果。

    这样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疑似问题报道的记者毫发无损，甚至连报道究竟是真有问题还是医院鸡蛋里挑骨头都没有结论，我甚至觉得可能医生和记者都觉得自己赢了，甚至都觉得自己是给了对方“一个面子”.

    这种互相给面子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一个让双方都没面子的事情，我一向不喜欢这样。问责机制如果不能起到惩治错误的效果，那么对没有犯错的记者也是不公平的。这个过程不要说医学专业知识靠边站，就连新闻专业知识也靠边站了！

    可是这种戏码还在不断上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就我个人而言，当然希望同行们的报道都不出错，但是现实情况显然没那么乐观，需要认识到的是医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而记者所知甚为有限。在人员设置、专业求助、监督机制三方面都不到位的情况下，和医疗圈的矛盾化解恐怕并不乐观，这样下去吃亏的不光是医生，真正好的记者其实也在吃亏。而我个人是不期待通过个别人的品格问题解决的，就如同我从来不认为问题是靠品格形成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