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则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深圳儿科医院175名医护人员集体辞职》，儿科医生的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儿科医生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46%.这样的收入让很多儿科医生直言：“连同学聚会都不敢去”

明白人都知道，其实不只是儿科医生，儿科医生集体辞职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对于非医护人员，让大家对医护的处境感同身受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或许大家能从医护的日常工作窥探一二。

（一）

早上8点，60岁的刘晓雁的诊室里已经挤着6名家长。

她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下简称：儿研所）皮肤科主任医师，也是儿研所首位成立工作室的专家。

已经退休被返聘的刘晓雁每次出诊都是特需号。在她的门外，仍然有至少100个病历本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儿家长。而皮肤科的普通号有5位出诊医生，他们挤在4个诊室里，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一千多名患儿。

早上8点是刘晓雁的上班时间，但她总会提前在7点半出诊。在这间10平方米的诊室里，两位主治医师坐在刘晓雁对面，作为她的助手。她们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才能完成一百多个患儿的诊治。

9点57分，工作将近4小时的刘晓雁第一次起身，她要为十几个患儿做激光治疗。“孩子一会儿还上课呢！”“孩子要验血还没吃饭。”“你们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号？”焦灼等待的家长们开始抱怨。保安开始维持秩序。

魏琪（化名）带着孩子从安徽赶来北京，为了挂上刘晓雁的特需号，已经排了3天队，他不得不交给号贩子500元。早上8点就来候诊，但直到11点也没有排到他。

12点35分，在诊室门口被家长抱在怀里的孩子已经睡着。一个血管瘤患儿家长拿着孩子的照片冲进刘晓雁的诊室。“好多人都是问一下、问一下，能排队问吗？”叫号护士没能拦住他。一直笑容满面的刘晓雁终于说了一句重话：“你们都说着急，然后就理直气壮直接**来。”这时已经是下午1点，还有9个家长抱着4个孩子挤在她10平方米的诊室里。

1点40分，护士走进诊室，拦住还在排队的患者说：“主任要吃饭了。”但20分钟后，刘晓雁才结束了上午的看诊。

她坐进隔壁不到1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和8个医护人员挤在一起，往嘴里塞了一口方便面，此时面条已经提不起来，这是护士1小时前为她泡好的，也是她多年来的午饭。“儿科医生不需要同情，哪个科室的医生都辛苦，就像各行各业都需要尊重。”刘晓雁说。

在刘晓雁离开的一小时里，门外的叫号护士撑着太阳穴，看着面前几十个病历本说：“今天看得慢了，对你们负责才看得慢啊。”

但依然有家长对她喊：“你们怎么排的队？病历本儿都不动，是不是按照号走的？”为了挂号，这位家长前一天晚上12点就来到医院。但在她之前，还有早就预约好的复诊加号。

一名穿过人群的医生被患儿家长训斥：“看着点，别碰着我孩子。”医生没有搭腔，这不算什么。另一位医生粗略计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被推过、打过，这个数字还不够可怕吗？

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患儿离世，家长甚至发短信威胁“要杀你”.对他们来说，面对喊打喊杀的家长已经习以为常。

儿研所宣传中心负责人池杨说，每当出现医生被刺、被打的新闻时，有的医生甚至不愿坐在背对门的工位上出门诊。

一位郊区二级医院的儿科医生告诉记者，每次接夜班前，都要在家哭一场，因为她不知道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上班前诚惶诚恐，心理直哆嗦。”

一位上海的儿科医生在朋友圈写道：“今天急诊当值，被家属吼了一句‘你没吃饭关我屁事’，开始没什么，后来写着、写着病史，发现有水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泪……”

晚上8点，刘晓雁终于送走最后一位患者，关上了运转将近13小时的电脑。而前一天，刘晓雁晚上9点才离开医院，比她更晚下班的是科室护士。

（二）

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许鹏飞在儿科工作了28年。2012年1月7日那天至今仍让他难忘，他清楚地记得，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他看了170个病人。

28年中，许鹏飞上了25年夜班，每四五天一次，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每次值夜班的儿科医生只有1位，高峰时，他要面对将近200个病人。“下夜班后，我根本开不了车，精神太紧张，太累了，踩油门都难。”许鹏飞只能在医院睡一觉再回家。

在医院工作，意味着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一些医院的儿科规定，24小时值班的医生，第二天上午还需要出门诊，连续工作会超过28小时。“周末不能放下所有工作去休息，就算不当班也要转一下病房。”王斌苦笑了一下说，“我们都不算小时，只看有没有时间休息。”而在儿研所，儿童外科的大夜班要上36小时，内科一次连班则达到48小时。

可是，“这个行业、这个群体充斥着不被尊重的感觉。”许鹏飞说。1个月前，他终于决定不再为病人加号。“这样看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怎样透支自己的身体，患儿也不会减少。”

一名儿研所的保安说，他见过吵架的、打孩子的、拼命给医生塞红包的、甚至醉醺醺的家长。还有家长阻止医生下班，“她为什么下班？她有孩子吗？”

如今，许鹏飞不再上夜班，10个年轻医生成为儿科急诊和夜班主力。但是，如今有4名医生同时怀孕，1位患病，“一下子一半人上不了夜班，排不出人来，剩下的人就要弥补这个工作量。”

2015年12月18日，儿研所的门诊信息系统瘫痪了大约9小时，全部改成手工作业。医生们自嘲：“电脑都累了，何况人呢？”

2015年，中日友好医院儿科急诊楼的玻璃被家长砸碎了。在成为一条简短的社会新闻后，事情不了了之。许鹏飞觉得心寒，“砸就砸了，赔钱就完事了。”

2015年，许鹏飞有3个同事辞职，“压力太大了”.但***儿科医生却一直是医院的难题。2016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儿科***来参加面试的只有1位。许鹏飞说：“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

儿科医生告急

1999年，医科院校的儿科系停止招收本科，这被认为是儿科医生缺失的主因之一。今年1月26日，14位四川省政协委员写下联名信，呼吁教育部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如今，国家卫计委正协**育部恢复儿科学专业本科招生，这将成为卫计委2016年的工作要点之一。

2月24日，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称：“针对儿科医师紧缺现状，将着力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到2020年，力争使儿科医师达到1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师数达到0.6人以上。”

然而，同样不设本科专业的还有眼科、外科、内科、皮肤科等，却没有面临相似的困境。医生中还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恢复本科专业，人家也不来。最后变成分数不够被迫去读儿科有什么意义？”王斌并不认为医学院校招收儿科本科生能解决如今的困局，“这个职业不受待见，不受尊重，谁会来做呢？”

虽然，“被承认的感觉比收入重要得多”,但儿科医生的付出和收入难成正比是医生中绕不开的话题。

王斌和许鹏飞都工作了将近30年，至今没能在广州、北京买房。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46%.这样的收入差距，让年轻的儿科医生向许鹏飞抱怨：“同学聚会都不敢去。”

作为领导，王斌也会告诫年轻医生需要“奉献、艰苦奋斗”,但他也知道，“仅仅依靠精神力量能支撑一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吗？”

医生待遇低、工作强度大，患者就医体验差，医患矛盾尖锐，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医学生对儿科望而却步。“如果儿科医生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穷巴巴、这么辛苦，还要负这么大责任，为什么还做医生？”一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抱怨。

在刘晓雁看来，一些行政干预让医生更加为难。1月30日，针对“儿科医生荒”,国家卫计委做出工作安排：“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无论是内科医生还是儿科医生，都难以理解这项措施。“儿科医生不足，内科医生顶上，这不是公开让内科医生非法执业吗？”

“现在的医改更强调覆盖全民，逼着医生把所有老百姓服务好。但是，逼得了第一代人，第二代人就不来了啊。”,“如何吸引社会精英进入这个行业，让这些医生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才应该是医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