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医学院的解剖课都安排在大一上学期，有种说法认为这是学校要给未来的准医生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和状态。记得大一上学期课表发下来后大家看到在学期中末有解剖课时都兴奋不已，似乎只有上了解剖课才算真正的医学生。解剖课是与死亡正面相迎，它提供医学生第一次面对遗体的机会，被视为医学教育中关键的一环。

    说到解剖课，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大体老师！

    有名有姓的大体老师

    说到大体老师，一般人心中可能会升起一连串问号。他们只有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却从未听过大体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医生笑而不语。大体老师就是我们医学院校供医学生解剖课操作的尸体。大体老师有名有姓，代表他是一个「人」，不只是一具教学使用的尸体。他们是我们真正的老师，而且是一位不一般的老师！

    解剖课上，一个解剖老师曾这样对同学们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很在意死后身体完整的，但有一群人，他们为了让你们获取知识和经验，甘愿自己死无全尸，甚至遭受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他们这样值不值得，取决于你们对知识和人类的敬畏。我不会提醒你们每次上课前要充分准备，我只要你们知道，每上一次课，你们的大体老师就残缺一些，这学期结束时他的身体就是支离破碎的，到那时候你们就要怀揣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知识和他（她）永远道别了”.

    所以，通常的情况是，学期结束了，我们学会了，他却支离破碎了！

    什么是“水在桥下走”?

    我发自肺腑地尊敬大体老师，他让我见证人体结构的精密复杂，以及人性的良善。

    人体之复杂与精妙让人惊叹，人类即在探索人体生老病死的道路上一点点寻求着答案。可尽管经过数千年的不懈努力，如果想用言语来书写人体的奥秘，只怕千牍万册都不足以尽载。

    我们拿着人体解剖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反复翻看记忆，却依旧无法理解“水在桥下走”是什么；无法理解臂丛的分支是何其的精到；无法理解神经是如何完美地从肌肉间隙中穿过而又支配它的运动。而医学偏偏是一门精确到不能差之毫厘的学科，如果我们依靠着这样的认识在病人身上做手术，不敢想象会有多少悲剧发生。我们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是大体老师的无私奉献，为我们揭示深埋在肌理之中，深奥晦涩而令人屏息的解剖知识。

    “作为一个医学生，在遗体身上下错了刀，后果还不算太严重；但在真人身上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大体老师让我们的学习不再拘泥于教科书，不再受限于解剖图谱，不再通宵达旦死记硬背。日复一日，在大体老师冰凉的肌肤上，我们试着理清皮肤的层次，细心梳理着发黄的脉管，区分动脉、静脉与神经，感叹于血液循环、淋巴循环的巧妙；我们循着肌肉的纹理寻找它的起止点，探寻行走于其间的血管神经，想象着肌群、关节如何协调使机体做出各种优美的动作；我们一遍遍端详各种器官，模拟它的运作，思考疾病如何使它失去正常的功能；我们对照着书，终于明了：什么是“水在桥下走”,臂丛拥有怎样复杂的分支，腹股沟管里面到底有什么，坐骨神经从哪里穿出来，为什么会坐骨神经痛，心脏瓣膜到底是怎么回事？曾经懵懂模糊的知识渐渐清晰起来，曾经让人头晕眼花的文字转变成见得到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器官与结构。

    “大体老师”试图用行将腐朽的躯体，教授着我们这一群初入医学殿堂的懵懂医学生，生命是如何运转，疾病是如何产生，人体结构是如何巧妙而又复杂，在医学修行的漫漫长路上给予我们指引。

    向死而生

    大体老师虽然看起来是一具尸体，却仍然持守着他对社会的使命，以身躯教导学生，让自己的死，成就他人的生。

    在北大医学部的这栋解剖楼里，还有一间解剖陈列室，那里的人体器官的标本，同样都来自于遗体志愿捐献者。所有的标本中最让人震撼的就是进门就能看到的一副完整骨架，这副骨架是北医老校长胡传揆教授的骨架。

    胡教授是湖北人，1948年到1979年期间担任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去世后，根据他生前遗愿，他的骨架无偿捐献给北医用以医学教育。北医人都曾经到陈列室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院长，他们说，每一次瞻仰这位未曾谋面的医学前辈的铮铮铁骨，都是一次对灵魂的拷问。

    “以本无用之躯，尽最后有用之力，才算给自己的人生划了句号”.如今，国人的“全尸”、“入土为安”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所以这些特殊老师，总是能给我们震撼。在他们身上，我们不只看到了大爱，还看到了大智。当生命落幕，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用作解剖的尸体标本。有什么会比这种胸怀更宽广？有什么会比这份信任更沉重？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你更让我们知道以后要为了谁。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无论曾经或现在是学生，都希望你在心底对这位特殊的老师说，教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