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共同决策,不只是信息共享,还包括情感相通,立场与共,利益诉求一致。深层次的交集是价值观(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的齐同。共情是临床共同决策的基石,惟有共情,医生才能获得更多的疾病征象,体验,才能进入患者的情感世界,获得设身处地与感同身受的理解。
现代临床决策中,有两道天然鸿沟,首先,患者接受的是来自陌生人的照顾,其次,是代理决策机制赋予医生更多自由裁量权,虽然患者可以选择医院、医生,但一旦进入诊疗程序,医生有权单方面决定服务科目、频次、掌控服务流程,解读缘由与结果,评判预后,患者只能被动接纳。
医患共同决策机制建立,目前大多从法律上、资源分享机制上提出合理性论证,一是患者身体权利的张扬,二是对家长制医患关系及医生自由裁量权的挑战,三是对医生专业性的挑战,四是当下医患关系不信任语境下的决策机制调整,是医患(主-客体)博弈的新格局。
患者日益膨胀的“自主性”,并非基于***意志,***愿望,***思考。
患者可能被两个“魔鬼”绑架了,一是“百(度)医生”,二是民粹主义情绪,极端者只要医疗获益,风险推给医生,代价推给国家,无法接纳正常的诊疗代价、风险与不确定是生死结局。
医患共同决策的理想必然是共情、共享、共担、共荣(医患和谐)基础上的共同成长。而医患共同决策的现实则是通过患者有限参与与合理授权(患者无法跨越专业门槛,穿越“无知之幕”),医者才能逐步在共情(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感同身受,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实现代理决策,理性加情感的适宜决策,而非绝对的客体、客观、中立的理想决策。
世界上没有医患关系只有患患关系
中国青年报记者 从玉华
今天还是天使,明天就缝了**,在医生的眼中媒体成了“变色龙”.尊重媒体工作规律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涉医报道的问题与不足。记者的素质要更高,医疗行业的门也要更加敞开,双方不要互设壁垒。
我一直觉得不存在医患关系,因为任何人都是患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医患共同决策不仅仅是患者的事情这也关系到医生。如今步入信息时代,声音多元吵杂,理性的声音需要被放大。医患共情才能共策,让医患共情可以是**裸的现实,越是现实越能打动人。
医患共同决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点一点的进步都让我们的生命离美好更近。
医患共同决策是命中注定的纠结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安杨
人的一天要面对上万次的选择,人生就是一个选择决策的过程。绝大多数决策都不是偶然, 与生命底色有关。
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关于如何决策的教育,这让纠结成为人生的大问题,尤其是涉及健康、生命、责任。医疗决策是纠结中的纠结。
当前,医疗的决策模式已经从家长告知式、知情同意式走向共同决策式。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患者意识的觉醒,患者参与到疾病决策的意识日益强烈。
面对疾病,医患共同决策也是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医患共同决策理念认同得多, 面对信息不对称、连轴转的现实,医患共同决策似乎只能是美好的想象。
面对时间局促、手段单一的问题,我相信通过工具的使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最必要的切入口开始探索“ 共同决策”.
共同决策需为“情商”充值
哲学博士 焦兵
医生是聪明的群体,更是自带荣光的一群人,医生是这个浮躁社会的压舱石。
突如而来的疾病犹如生命的一声惊雷,病情的告知、治疗方案的选择……一大堆无能为力的问题让我们六神无主陷入痛苦的深渊。这个时候, 拥有专业知识且能共情的医生无疑是“救命稻草”.
有中国好患者才会有中国好医生,有中国好医生才能有中国好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是我们期待的医患关系,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无法摆脱“人”的属性,医患关系根本上还是“人”的关系。
共同决策需为“情商”充值,需要有微笑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倾听的
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