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33年的医生，感受就是累，很累，非常累。”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在审议**工作报告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现在的医生不仅是身体累，而且是心累。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开始实施后，计算经济管理账耗费了医生很大的精力。

他认为医改应当提高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的水平，特别是医保管理部门，可以控费的最大领域是虚高的药价与高值耗材价格。

翁国星告诉北青报记者，虽说医改的目的之一是不让医生管经济账，但实际上管得更多了，医生如果完不成控制医疗费用的指标，会被批评、扣绩效工资。

“现在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不用说体面，有尊严的生活都没有，还要加上算成本避惩罚，天天颤颤抖抖地上班，让他们还有多少精力、热情放在医疗上？”翁国星认为，实现**工作报告中说的“健康中国”,医改目标应该是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医改重点也应该放在提高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上，而不是把医生作为医改载体。

他同时建议要改革医保付费方式，认为单病种付费是一种国内外都认为较好的付费方式，但国内目前基本上是从节约费用上制定付费标准，而且病种有限。他说，在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有2874个病种以保证为病人提供最适合医疗服务来动态制定付费标准。

“医改也需要省钱，这是肯定的。可省钱的最大领域，应该在虚高药价和高值耗材价格上。”他给北青报记者举了一个例子，福建省某三甲医院，去年毛收入24亿，药占40.86%,耗材占19.11%,二者相加占60%,“也就是说，14亿多都是用于支付药品与耗材，所以只要降低10%,就可节约1.4亿。”他认为，可降空间远远不止这个数，福建三明的医改就在药价上降低了30%.

根据翁国星观察，药品和耗材普遍比较贵，国产仿造的高值耗材和药品也是如此。他说，一个国产的头孢类抗生素药物一粒比进口的价格仅便宜几毛钱，“仿制的药物成本不会那么高。”他还举了进口心脏机械瓣膜的例子，“美国700美元、欧洲600欧元，我们14000元到 16000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美元，是三倍多的价格。”

他告诉北青报记者，起码在省市级的大医院，绝不存在医生通过多开药而从医院获得更高奖金的问题，而药价究竟为何这么高，还是要请价格管理部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