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碰到的所有医疗问题，包括医疗费用过快上涨，医患**矛盾增多，医疗资源配置失衡，以及各种不正之风，全部根源于人事薪酬制度的错乱。要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性，全部要落实到人事薪酬制度设计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么一个很多人认为很微观的问题摆到这么核心的位置上，我觉得这是很高明的提法。

    从国际比较来看，公立医院和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人事薪酬制度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和基本要求：高收入，不挂钩。高收入达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吸引优秀人才从医。亚当斯密曾经讲过，一个社会中有两个职业是必须给高薪的，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师，因为我们把财产交给律师，把生命交给医师，可以说在18世纪的时候经济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了医疗行业的这一要求和要求了。一个就是提高医生的需求层次，为医德奠定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通过高水平薪酬，满足了医生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可以使医生追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激发利他行为，医德才有坚实基础。

    为什么要不挂钩？按照肯尼斯-阿罗在《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中的观点，“利润”是否定信任的信号，对于高度信息不对称、高度不确定的医疗服务，要保证信任，就必须淡化其利润动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医生滥用信息优势谋取利益，也可以保障和谐信任的医患和谐。现在医患之间产生信任危机，就是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医务人员是为其看病还是为自己赚钱。所以不挂钩是必然的，否则必然没有信任。

    所以，我个人认为，公立医院的改革核心是人事薪酬制度。以香港为例，香港之所以要成立医院管理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立医院医生原来实行公务员体制，薪酬水平比较低，所以士气低落、人才流失、**盛行，跟中国内地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1991年成立香港医院管理局之后，明显提高了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使公立医院医生薪酬跟私人医生市场水平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联动机制，香港每年都搞薪酬趋势调查，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水平一般按照私人医生市场上薪酬水平的75%分位来确定。这样就给医生一个体面的收入，当然公立医院医生工资水平不能达到社会上的最高水平，因为他们可以在获得社会的尊重、科研和职业发展机会。现在香港公立医院的医生，已经不知道红包、回扣为何物。

    医生高收入、不挂钩的薪酬制度，加上高门槛、高标准的要求，这可以认为是社会与医学界的一个社会契约。这个契约式是历史形成的，是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选择，这是对社会、对患者、对医学界是最好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