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招生季，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巴德年班”再次成为焦点，也引发不少争议。这个班据称是“浙江最难考的一个班”,每年招生分数稳居浙大榜首，学生需一口气读满8年，然后直接拿博士学位，而且入学前4年不学医！这种培养模式在国内教育界实属罕见，和美***式相似。

    在少年时期接触到某样东西并且立刻为之沉迷的人是幸运的，而将“天赋”、“爱好”与“职业”结合在一起，将是一种完美的人生选择。所以，本科应以天赋和喜好作为最重要考虑因素，而“职业”可留到研究生阶段再考虑。在你自认为还未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之前，对新的事物保持好奇，不断尝试。并且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进行一些较为深入并直接的接触，尤其是对于那些本科生。

    实际上，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混同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通识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演化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普遍要求。其源头，在中国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六艺”教育，后演化为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在西方则溯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和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在文化选择上，必然认同和赓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早在百年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郭秉文就提出，判断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不依赖于预设的条件，而依赖于其制度适应各自国情的程度。因为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教育制度更好，而在于教育制度更适应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若以公正、适当的眼光考察，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誉。要回答“何种教育制度能培养最善良之公民”,必须厘清不同国家“最善良之公民”的含义。就中国而言，保持自己的优良教育传统更为合适。因为任何一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他还指出，热衷学习西方，应避免过于强调西方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我国人民生活的动机。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证对中国人也是最好的。以西方教育之长，与我国数千年教育历史所证明适宜者相结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郭秉文认为，经学教育“养成中国人某些优良和稳定的品质”,其合理内核值得发扬光大。

    郭秉文指出：“今日中国教育变革的精神与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教育精神并无不同，就是说，仍保持对学习的高度尊敬。其变化不在好学的本质，而在学习的特征。过去崇尚古代经典的文学及伦理，而今则扩展到西方科学的实验与致用，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借此可实现新国民和爱国的理念。”

    “通识教育”这个称谓的提出，在学术越来越专门化，教育设计越来越狭窄之后才有意义。它的目的与其说是取代专业教育，不如说是平衡专业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应是开放、包容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通贯古今中外，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众多学科领域的知识。

    显然，医学教育是一种典型的“职业教育”.学科既是学术的分类，也是教学的科目，它构成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基础。另一方面，学科的划分又具有相对性和人为性，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单一的专业教育所能实现的。目前很多高中生还不能理解，选择“职业”实际上是在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所以，“巴德年班”的积极意义在于本科阶段不因“医学专业”而限定学生们的视野，给予“通识教育”的视野，帮助学生在进一步深造时明确自己的意愿，助其找到“真实的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幸福”和“梦想”.这种培养方式比传统培养方式对学生更“人性化”,是一种更具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培养方式。

    一般说来，创新人才是指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与文化视野，“通”、“专”结合，富有***人格和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提出清华大学的课程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任鸿隽认为，科学在教育上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

    实际上，人文素质的培养是贯穿人一生的，大学之前的人文素质基础尤为重要。而遴选出最适合做医生的学生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改变“一卷定乾坤”这种完全凭分数录取的现状。医学的本质在于帮助患者解决问题，而这个问题不一定是生理方面的，还可能是心理、社会方面的问题。

    遴选适合成为医生的学生，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模式的考察，远比其知识和技能的考察更重要，而这往往是我们所忽略的。

    当然，世事艰辛，仅有一腔热血也是行不通的，还需配之以勇气、耐心、韧性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