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谐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近来已经超越山西省委办公大楼，成为最密集的贪官**地。继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副巡视员郭剑英被查之后，9月27日晚，发改委价格司又有三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审查，其中包括刚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

    发改委价格司一个多月里先后**5名正副司长

    价格司是国家发改委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之一，负责对包括电价、水价等在内的多种垄断商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进行审核和监管，组织拟订重要价格收费政策，制定或调整由中央**管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及收费标准等，过去也对油价和药品医疗服务等进行管制。价格司下设综合处、政策法规处、监测分析处、成本处、农产品和水资源价格处、石油和工业品价格处、电力价格处、运疏通信价格处、医药价格处、收费管理处、服务价格处等11个处。

    一个多月里，发改委价格司进去了5名正副司长，现在司里只剩下两个副司级的，一个是一年前从价监局调去的，一个是管成本核算的。上述5名**的司级官员，在发改委价格司分管不同领域。

    曹长庆：原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

    刘振秋：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是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分管医药、电价等，今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后，刘振秋刚刚升任司长。

    周望军：1966年出生，湖南湘潭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系，长期分管医药。

    郭剑英：曾担任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2013年担任价格司副巡视员。

    李才华：曾担任发改委价格司电力价格处处长，约2010年升任副司长。

    发改委价格司被称系“是权力最大的国家发改委内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审批权力太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而曹长庆此前主持发改委价格司工作多年，其位置相当重要和敏感。

    在曹长庆任内，发改委价格司曾对药品价格下达过多次降价令，但效果很差被批评为药价越降越高。2007年8月，曹长庆曾在答记者关于猪肉价格暴涨时称，据国家统计局测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居民生活每人每月增加支出12元左右，遭到网友调侃和讥讽。

    在价格司司长这个危险的位置上，曹长庆坐了7年时间，接替曹长庆的刘振秋则只坐了4个月时间。今年5月初，发改委对4位副秘书长和7名司局长进行了人事调整，曹长庆在这轮调整中退休，刘振秋升任。在发改委价格司网页上，还有刘振秋刚刚发表的领导致辞——“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价格改革，不断提高**价格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努力稳定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药价改革何去何从？

    “看病难、看病贵”是新医改着力解决的难题，而药品价格虚高和定价机制问题又被认为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作为医改政策的顶层设计者和医药价格的监管者之一，刘振秋在任时曾多次对药品价格、公立医院改革问题发表评论。

    2007年6月，时任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的刘振秋在接受中国**网专访时表示，解决药品价格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价格论价格，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本的解决之策；2010年，天价芦笋片事件将药品定价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时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价格司药品价格处处长郭剑英共同接受媒体采访。在采访中，刘振秋对药品价格改革细节没有过多表态。他一直强调的是，药品价格问题是医药卫生体制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现行医疗服务体系补偿机制不改革，仅在药价上动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2012年，作为***医改办专职副主任的刘振秋在中国药促会第九届会员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是重点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通过补偿机制来理顺价格机制；第二，建立具有激励效应的法人治理结构；第三，引入竞争，鼓励社会办医。

    然而随着刘振秋被带走，使得药价改革陷入迷雾。

    中国的药价调控之难，与公立医院长期以来的补偿机制密不可分。目前，中国公立医院收入来源主要有财政补贴、医疗服务收费、设备检查和耗材的收入以及药品收入四种。因财政补贴有限、医疗服务收费被**管制在极低水平，检查和药品成为医院主要收入来源，俗称“以药养医”.

    药价顺加15%弥补医院收入的做法，使医院更乐于开出高价药，“药价越高，医院留存越多”,因此，“加价率”被看作各种降价失败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据调研数据，医院的药品受益除了公开的15%药品加成之外，还有约30%左右的受益以隐性返利和回扣形式存在。药品收入占到医院收入的六成甚至七成。

    因此，各种药价管制措施是否以及如何发挥功效，与公立医院在其中的受益、得失密切相关。在中国的药品流通链条中，公立医院扮演着绝对的“渠道垄断者”角色。

    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各种价格管制政策，剥夺医院的定价权，剥夺医院的品种选择权，还可以用药品目录限制医生用什么药品的权力，可是行政部门却没有办法剥夺医生不用什么药品的权力，无法剥夺医生决定用药量的权力。拥有“药品处方”的绝对权力，使公立医院及其医生在任何一项药品价格政策中都拥有垄断性力量。

    因此，药价管理模式如何解决关键力量——医院和医生的问题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