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计委管的人

    从表面上看，狂犬病疫情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防止工作不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止办公室主任殷文武研究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0年，我国狂犬病病例中90%以上是农村人口。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扈荣良也指出，因为贫穷而无力支付狂犬病疫苗费用是这些致死病例的共同特点。

    几年前，扈荣良赴重庆涪陵的农村考察，发现一些人家穷得只剩下“一袋米，一口锅”。他亲眼看到一对夫妇被猪獾咬伤，老婆死了，但丈夫仍然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舍不得打针。

    但在严家新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计委管的人”。

    据严家新介绍，已消灭狂犬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证明，只要控制了狗群中的狂犬病，人群中的狂犬病就能基本得到控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每年都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犬类接种活动，在短期内（不超过1周）就可达到全国80％的接种率，结果是犬和人患狂犬病的数量显著下降，并于2010年实现了基本消灭狂犬病的目标。

    “解决狂犬病问题既要靠人用疫苗，更要靠兽用疫苗，既要靠卫计委，更要靠农业部。”严家新总结说。据他观察，相比于世界上发达国家狗用疫苗70%以上的覆盖率，我国狗用疫苗的覆盖率尚不足20％，传染源的问题无从解决。

    “中国每年1500多万份的狂犬病疫苗大量用于人而不用于狗，这是对狂犬病疫苗的最大滥用。”严家新认为。

    美国疾控中心曾于2008年发布报告，对可能传播狂犬病的8种情况做出发病概率评估，其中在非狂犬病流行地区犬咬伤、猫舔舐、犬舔舐、在医院与狂犬病患者接触等4种情况发病概率最高为十万分之一，绝大多数都不必进行狂犬病暴露后处置，即打疫苗。严家新直言，根据这项调查，99.8% 的中国狂犬病疫苗接种者都可能不必接种疫苗。

    而在疫苗的成本控制上，“狗染病，人打针”的中国似乎也算了一笔糊涂账。

    严家新告诉记者，据卫计委等4部门2009年发布的“中国狂犬病防止现状”估算，如果我国所有的狂犬病暴露后病例均得到预防处置，每年约需245亿元。相比之下，狗用狂犬病疫苗的价格不到人用疫苗价格的十分之一。在中国，狗的总数约为1亿只，每只狗用疫苗5～10元，按70％以上的免疫覆盖率计算，总费用每年仅需5亿～7亿元。

    一些外国的狂犬病专家曾经好奇地向严家新提问，中国狗用疫苗的覆盖率尚不足20％，为什么能拿出比狗用疫苗所需多几十倍的钱花在人用疫苗上？

    “中国的狂犬病防止属卫生、兽医、公安、农业、药监等多头管理，名义上都管，实际上都不管。”严家新不得不将答案归结为“国情”，“农业部的人要管猪，要管牛，要管鸡，觉得狂犬病的事该归卫计委管，卫计委只能拼命增加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量和接种量，最后的结果就是每年一百亿，死亡两三千。”

    扈荣良则指出，由于狗不同于牛羊等经济动物，狗的狂犬病免疫在动物防疫部门也不被重视。

    这就是先懒政，再乱政

    “从狂犬病问题的治理现状背后，你能观察到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状况。”扈荣良告诉记者。他每周都会收到美国防止狂犬病组织的电子邮件，其中详细标明一周内是否发现新的疑似狂犬病动物病例。

    “在中国这些数字却模糊不清。”扈荣良曾经在一个县城里进行考察，卫生和畜牧兽医部门的领导都热情地表示“多少年都没发生过狂犬病”。

    第二天，这位学者到医院门诊探访，就发现有4个人正在接种疫苗，他们都是被一只疯狗咬伤的。

    扈荣良还发现，狂犬病的病发案例数也被纳入一些地方**的政绩观中，“如果这个省的狂犬病数量在全国数一数二了，畜牧兽医部门就会被责惩，如果排在4、5、6、7名，基本上就不管了”。

    在扈荣良看来，管理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导致的恶果是，一旦由于狂犬病防止工作放任自流而导致人员伤亡，第一反应便是全民动员，对狗采取斩尽杀绝的极端政策。

    2006年，云南省牟定县出现狂犬病疫情，全县50000只狗被悉数扑杀，其中包括4000只已经被免疫的狗。2008年，云南省弥勒县出现一例人患狂犬病死亡病例后，该县**下令将全县内的狗和猫扑杀，共计上万只。2009年，陕西省汉中市暴发狂犬病疫情，3万只狗被警察用棍子打死。

    屠犬被当做**完成，而**的解释则是“人命大于狗命”。事后，有观察者以汉中为例指出，上一次狂犬病疫情在汉中暴发是在1986年至1992年间，应对方法便是全城屠狗，19年后，一切如故。

    严家新则指出，单纯杀狗对狂犬病防止的作用极其有限，犬群的种群增殖速度非常高，即使是最高纪录的捕杀率也很容易被迅速增加的出生率所弥补。从长远看，曾经尝试这种办法的地区全部以失败告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发生过狂犬病的大暴发，当地**至今为此杀死了大约20万条狗。但目前，巴厘岛只有约两成狗接种了疫苗，狂犬病仍然猖獗。

    “相比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杀狗，更应该事先把免疫工作做好，防患于未然。”在汉中打狗事件发生后，扈荣良曾到现场调研，发现当地狗群的疫苗注射概率几乎是零，“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先懒政，再乱政”。

    对此问题，严家新也有着相似的感慨：“同样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有时间打狗，却没有时间事先为狗注射疫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