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犯罪是一个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即便在稳定富足的社会里也是如此。在工业化国家中，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一小群反社会的惯犯导致的1-2,超过50%的极端反社会基因归因于遗传因素3.但目前尚未发现有什么基因是有助于习惯性暴力犯罪或严重暴力行为（比如杀人罪）的。

    最近，来自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临床神经科学系的教授雅礼·狄赫南（Jari Tiihonen）及其同事，通过对芬兰19间最大的监狱里794名罪犯和2124名普通人的全基因组关联进行分析，发现一种单胺氧化酶A（MAOA, monoamine oxidase A）的低活性基因型，以及CDH13基因与极端暴力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论文于10月28日发表在期刊《分子精神病学》（Molecular Psychiatry）上4.MAOA会降低多巴胺的转化率，CDH13基因则负责编码神经元细胞膜黏着蛋白。研究中发现，至少10起杀人罪、杀人未遂和暴力殴打罪与这两种物质有关，而在非暴力罪犯中没有发现MAOA和大量CDH13信号。研究结果说明单胺氧化酶的低水平代谢和神经元细胞膜的功能障碍都可能是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的病因。并且，芬兰至少有5-10%的严重暴力犯罪归因于之前提到的MAOA和CDH13基因型。

    794名罪犯中，谋杀/谋杀未遂、过失杀人/过失杀人未遂、其他类型的杀人罪和暴力殴打被定义为暴力犯罪；非暴力犯罪包括典型酒驾、与药物有关的犯罪和财产犯罪。仅被指控为性犯罪的个人体已经被排除在外。研究者通过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临床定式检查（SCID,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Disorders ），排除了调查参与者中有精神疾病的个体，并对他们是否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标准进行评定。此外，还有一个有关药物滥用历史（酒精、**、叔丁啡、***、**等）和童年被虐待经历（如冷血的父母、家庭暴力等）的问卷。刑事犯罪历史由国家犯罪记录提供。对照组是“2000年健康研究”5中的2124名普通人。

    但是，对于“暴力基因”的研究结果，一些专家也提出了质疑。来自牛津大学的生理学名誉教授约翰。斯特恩（John Stein）认为：“这是一项很有趣的针对可能性的研究，但是请不要相信‘等位基因要对芬兰5%——10%的暴力犯罪负责’。研究结果只表明在导致一个人变得极端暴力的各种可能性中，这两种基因的贡献可能占到5%——10%,而且事实上他们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结果并不显著。如果单独一个遗传因素就能很清楚地解释暴力行为，那他们早就应该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结果里看到。这些等位基因十分普遍，所以环境因素可能更加重要。比如简单的通过改善犯人的伙食，就能降低37%的暴力行径。”

    来自牛津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简。史努普（Jan Schnupp）则指出，正确解读研究结果非常重要，并不需要对此太兴奋——“需要一遍又一遍被提及的是，一半的人口都有低水平的MAOA基因，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会因为暴力犯罪被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这类基因的携带者——可能大于99.5%——每天都能成功遏制住自己敲别人头的冲动。你办公室里一半的人可能都携带这种基因。你携带这种基因的可能性也是50%,那你的生活是多么暴力啊！把这些基因称作”暴力基因“未免有些夸大。”他表示。

    不过也有一些人士肯定了这项研究。来自萨里大学的《分子神经科学》（Molecular Neuroscience）读者马尔科姆·冯·山茨（Malcolm von Schantz）博士表示，芬兰在许多方面来讲都是人类遗传学研究的乐土。首先，长期以来，芬兰的人口流动性差。芬兰人的共同祖先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大部分都是近亲婚配的后代，人群中外来的基因很少；另外，芬兰的档案记录管理做得非常好，比如此项研究涉及到的健康数据和国家犯罪记录；最后，芬兰人参与遗传学研究的热情很高，很显然这项研究只有人们同意参加才会成行。

    卡迪夫大学行为遗传学课题组的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认为，如果这项研究的初步结果成立，那么它将有两个重要影响：第一，早期鉴定潜在的暴力罪犯，并实施合适的介入策略；第二，找出可能提供治愈疗法的神经生物学通路。

    牛津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塞纳·法扎勒（Seena Fazel）博士表示，这项研究还需要更大的样本中的重复，并且需要谨慎解读——因为最近有关MAOA的综述并未表明其与暴力相关。“如果找到基因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和攻击行为的表观遗传调控，将会对研究有利。此外，找到我们所说的‘严重暴力’的更好描述也很关键——要确定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