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造成的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正在呈快速上升趋势，它的急、慢性并发症，尤其是慢性病并发症累及多个器官，致残、致死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临床研究表明糖尿病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 危险因素，糖尿病合并脑血管病的发生率为6.4～18.6%。与非糖尿病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脑卒中的死亡率、病残率、复发率较高，病情恢复慢。据2001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对全国30省市近10年住院糖尿病患 者并发症的调查，糖尿病合并脑血管病者高达12.2%。糖尿病合并脑血管病严重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差，显著增加医疗经费的支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是很大的负担。

　　糖尿病作为一种终身性疾病目前尚缺科学治愈方法，仅依赖于患者长期饮食控制或服药或注射胰岛素等措施控制血糖、缓解病情和减缓病情的进展。魏华等研究2型糖尿病患 者还需要定期检测血糖，并常担心并发症的发生。这些无疑都对患者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应激，很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反应。反之，焦虑、抑郁使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率增高、糖尿病病情加重，形成恶性循环。许多糖尿病专家较早地认识到仅靠治疗已不能有效遏制糖尿病，并开始在高危人群中从事糖尿病的预防工作。

　　负性情绪会使糖尿病患者处于应激性状态，而使一系列升糖激素升高或使患者胰岛素敏感性减弱诱发胰岛素抵抗状态，因而对患者血糖控制极其不利。李勇等研究通过人群随访认为：情绪障碍增加了发生2型糖尿病的危险性，还证实了2型糖尿病的临床情绪障碍的发生早于糖尿病的发生。国内正常人群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在15.1%～22.5%之间。而糖尿病患者伴发抑郁情绪约占20%～70%，大大高于国内普通人群。龙洁等研究脑血管病后的一系列变化，如社会活动减少、家庭关系紧张及生活不能自理等，可使脑卒中后抑郁状态的发生率增加。国外文献报道，卒中后抑郁(post stroke dep ression，PSD)发生率多在40%～50%，Pohjavaara等研究486例55～85岁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抑郁的总发生率为40.1%，其中重度抑郁为26.0%，轻度抑郁为14.1%。Kotila等报道,脑卒中后3个月时抑郁发生率为41%～54%，大部分为轻至中度抑郁，重度抑郁只占9%，病程持续1年，脑卒中后12个月时 PSD的发生率为42%～56%。

　　国内外多家研究认为PSD的发生与梗死部位有关，认为PSD是卒中后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代谢障碍所引 起的一种器质性抑郁。且多发病灶及额叶、基底节病灶与抑郁关系密切，考虑因这些病灶损伤上述生物胺通路导致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含量下降，从而引起PSD。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额叶基底部(无论那一侧)的病变与脑卒中后抑郁的关系更为密切。研究证实，卒中后急性期左前额部损伤的重度抑郁发生率是左后部损伤的3倍，是右侧大脑半球损伤的10倍。国内学者李修源等的观察表明，焦虑和抑郁性障碍患者病变部位有52.8%在额叶,其他各叶病 变为47.2%,说明额叶病变和心理障碍有密切关系，这与额叶的控制情感功能有关。

　　卒中后抑郁与社会心理学因素亦密切相关。陈全花等研究显示家庭不和、高等文化程度易发生PSD。由于病程迁延，反复住院，长期就医，患者可能自觉经济和家庭地位下降，产生自卑、自责等抑郁心理；同时，因为患病等原因，患者参加社交活动往往会减少，内心的压抑没有得到正确途 径宣泄,性格内向的患者,患病后易产生孤独心理，心情不畅多以躯体不适来体现。生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间明显的交互作用,可能会增加发生糖尿病并发症的可能性,这些使病情复杂化。产生焦虑和抑郁的原因可能与对疾病过分担心，怕病治不好、怕导致家中经济困难、怕丧失劳动力等诸多因素有关。患者的情绪障碍多为轻度，少部分为重症抑郁，有的甚至悲观绝望出现自杀念头。国外关于PSD发病率研究发现卒中后1个月是PSD发病的高峰期，卒中后1年内发生PSD的患者中有一半是在卒中后1个月内发病的。Anderson的研究对259例25～80岁社区卒中 患者，采用HAMD作为评定量表，以卒中后抑郁症状持续≥两周和HAMD评分≥13分作为PSD的诊断标准。卒中后1年内抑郁的累计发病率在40%左右；卒中后1个月内是PSD的发病高峰期，发病率在20%左右。卒中后3～4个月是PSD的患病高峰期，患病率在20%～60%之间,其中重度抑郁的 患病率多为20%～30%；卒中后1年时PSD患病率多在20%～50%之间，其中重度抑郁的患病率多为10%～20%。脑卒中后抑郁发病的高危期是卒中后2年。恢复期,即卒中后2个月至1年，PSD发生率最高，其他因素如社会交往、日常生活能力及照料人等也提示与PSD的发生有关。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包括神经生物学因素，如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日常生活能力水平等,还包括社会心理学因素,如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系等。

　　由于2型糖尿病的复杂性、病情的易变性、并发症的多 样性及疾病的长期性影响,病人常出现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障碍，这将严重影响2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和预后。其中重要的是患者掌握糖尿病知识的多少以及对糖尿病的理解和认识，患者对糖尿病的态度和患者的感情状态，患者与医生、家庭及社会的关系。消极情感、抑郁、焦虑对血糖控制不利。长期的消极情感导致一些患者心理障碍，产生焦虑、抑郁。陆亚文研究发现，焦虑情绪的发生与血糖控制情况有关。焦虑情绪影响血糖控制的机制可能为：焦虑等精神应激可抑制胰岛细胞的分泌，降低患者糖代谢的调节能力，焦虑可通过下丘脑-垂体-靶腺轴使升糖激素如生长激素等)分泌增加，长期生长激素增高也有抗胰岛素作用，同时促进糖异生，造成血糖升高。研究结果还显示，糖尿病伴焦虑的发生与慢性并发症、使用胰岛素治疗及缺乏健康教育密切相关。有慢性并发症、使用胰岛素治疗及缺乏健康教育组的患者焦虑发生率比无慢性并发症、无使用胰岛素治疗及有健康教育组明显增高(p<0.01)。提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出现，生活质量下降，经济负担加重，对胰岛素治疗的恐惧与不方便感，认为胰岛素治疗会上瘾，均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与生活压力，加重焦虑情绪。缺乏健康教育者由于对糖尿病的认识不足(包括基础知识、治疗具体措施、自我管理等)，导致患者依从性差，影响血糖控制，并发症增多，亦加重患者的焦虑情绪。

　　大量研究证实，心理社会因素在糖尿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不良情绪和抑郁、焦虑对糖尿病患 者的代谢控制及病情转归有消极的影响。因此，在诊治过程中，要真正贯彻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关注糖尿病病人，特别是有器质性并发症、新发病、病程长、血糖控制差 及需要接受胰岛素治疗的老年女性患者的心理现状，并作适 当的心理评估,及早发现可能存在的情绪障碍，及时进行干预，积极开展健康教育，特别是心理教育和行为辅导，从而更好地控制血糖及预防并发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及预后。

　　在国内尚未有报道对糖尿病性脑血管病情绪障碍的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而既往研究不完善，样本量小，没有随访或随访时间短，对情绪障碍的长期疗效未能进行观察，且未对患者的社会功能、生活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估，没有相关的发病特点及预防措施。课题的开展可以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随访综合评估患者的社会功能、生活质量，也是今后开展临床工作的一种有价值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