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多数医生都致力于帮助患者了解他们的治疗方法，并认识到知情同意的对话可以让患者自己参与到自己疾病的治疗选择中，但医生可能无法完全认识到这样的对话对患者来说是多么重要。

    “如果患者受到了伤害，那他将不可避免地回想一下他是否被警告过有关人身伤害，因此知情同意书在另一方面可以预防医疗事故诉讼的发生，”约翰逊说，“一般情况下，只要关注到了患者利益，医生会在知情同意环节做很好的工作。通常来说，患者是要**医患间沟通有失误的地方。一个很好的知情同意过程是帮助医生和患者建立良好关系。”

    医疗**案件一般要求原告证明医生提供的医疗在标准以下。为了打赢一场已经有了知情同意环节情况下的医疗案件，原告只需要找出不完整的或者只有谈话没有记录在案的病历，这两者都不是困难的挑战。律师麦格拉思估计，在医生责任险的赔付中，至少有40%的医疗事故诉讼中因缺乏知情同意而进行索赔。

    “对于陪审团来说，当涉及到文档相关的内容，他们通常对医师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麦格拉思说。“我们鼓励医生将谈话内容记录在案，因为如果没有或有很少在案的谈话相关文档，原告患者很容易就能赢得官司。”让事情更糟糕的是，未能充分记录知情同意环节使得原告方怀疑所接收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原告的律师可能会指责被告方医生提供不合格的医疗救治，并可假设断言医生在治疗中没有像患者充分说明过程的风险。由此种种，原告律师可以试图在被告方上做更大的文章。
 

    警惕如何表达

    “当涉及描述风险时，医生的表达至关重要，且不仅仅在于表达内容本身，更在于如何去表达。”迈阿密大学医学院沟通技巧项目主任莫妮卡布鲁姆医生这样说道。

    20世纪70年代由阿尔伯特主持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沟通中，口头语言只占7%左右，大部分沟通是由非语言发出的信息（55%）和语音语调（38%）完成。患者对医生的语调是极其敏感的。一篇2002年7月发表在《外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外科医生的语气和日常患者随访及医疗事故索赔历史有着密切关系。那些语调中透露着主导地位的外科医生比起那些在语调中透露温暖和同情的外科医生更容易遭到患者**。

    布鲁姆博士建议，当和患者讨论知情同意书时，医生需要观察患者的眼睛，而不是分析患者肢体语言或者盯着电脑回答患者的提问。看着患者的眼睛，并使用简单的短语，诸如“我知道这是可怕的”,或者“我明白你所关注的地方，”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与患者沟通。很多证据表明，在知情同意讨论中，如果医生忽略表达方式中的情感成分，患者离开始会感觉不安。因此，单纯认同患者感受可以帮助在谈话结束后患者感觉到被尊重和理解。

    问-说-问模式

    布鲁姆博士还建议在解释治疗风险时医生采取“问，说，问”的方式进行谈话。即首先询问患者对疾病或治疗情况的自我认识程度，然后医生进行告知风险及相关的宣教，最后医生向患者提问让患者重申，以确保在对话过程中患者理解医生所告知的内容。同时她还建议医生需要询问患者的期望值，以便在谈话过程中打消患者不切实际的期望。医生需要竭尽全力让患者在治疗中不感到脆弱无助。布鲁姆博士说：“在医疗机构中，患者穿着病号服坐在病床上，仰望着听另外一个人告诉自己这个检查要完成或是那个操作要做，很容易会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我们应给予患者着装的时间，并和患者都坐在同一视线平面上。”纽约一名叫约翰逊的律师说：“与其在法庭上面对原告方患者5年的时间，不如在治疗过程中耐心地与患者好好交流5分钟。”

    需要说什么

    显然，因为工作忙碌，医生无法用语言仔细向患者叙述治疗相关的每一个可能发生的风险。正因为这样，医生需要特别注意重大风险，即那些可能会影响患者决策的内容。

    在谈话中使用一个“合情理的医生”的标准，或“合情理的患者”的标准，或两者兼而有之。“合情理的医生”标准就是在谈话中医生必须向患者告知那些其他同专业医生也会告知患者的风险。“合情理的患者”标准就是在谈话中医生必须告知正常患者获得信息后可做明智决定的谈话内容。

    尽管标准不同，但在治疗风险谈话中最常见导致法律诉讼的正是那些最经常发生的操作治疗和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操作治疗。前者是因为频率变高，医生一定程度会产生谈话的松懈导致患者没有充分理解风险，后者是因为复杂性的操作治疗导致患者难以理解。医生在谈话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患者语言理解能力，如高龄患者，更需要进行充分沟通以保证信息的对等。

    约翰逊博士建议，在谈话后询问患者所了解并知晓的风险、受益和治疗方案，并继续交谈直到患者能够正确知晓。此外，她还建议，医生可以提供如讲义、视频、网站链接等多媒体资讯使患者进一步全方位了解有疾病有关的治疗程序或医疗信息，因为这些可能有助于患者对于知情同意书的理解。在口头谈话和所签署知情同意书中，医生需要使用合格的语句，例如“告知的风险包括…”或“告知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当患者拒绝治疗时，医生需要仔细告知患者拒绝治疗后的风险。同时医生需要仔细在其病案中记录与患者的谈话进程并签署拒绝治疗的文件。为了减少因拒绝治疗所产生的法律诉讼，律师麦格拉思建议医生写信给病人总结使用PABRC模式的谈话内容，并去了解他们决定拒绝治疗背后的原因，以便患者作出理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