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一词含有两层意思，首先是众所周知的医学治疗，其次是隐形的心理关怀和支持。心理干预，不仅患者有这个需求，作为医务人员本身，也时刻在“崩溃”边缘徘徊。

    2013年3月起，一个取名为“帮帮我”的心理热线正式拉开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心理援助项目的序幕。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一个以针对肿瘤患者心理问题舒缓及从医者职业压力排遣为主要服务内容，由肿瘤医院和上海市心理志愿者援助总队志愿者共同参与，集电话咨询、集体辅导、面对面沟通于一体的沪上首个以医院志愿者为主体，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心理援助工作模式正式建成。

    半数患者希望获助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社工部设计了一份针对住院患者心理状况的调查表——《心理体验和应对方式》显示，逾50%的治疗期肿瘤患者存在焦虑、疲惫感、不确定感等多种类型的心理障碍。通过问卷调查，46.77%的患者表示希望得到专业的心理疏导。同时发现，面对面沟通和电话咨询是患者普遍愿意接受的两种形式。这份调查表自2013年6月起成为部分病区“新病号”入院时按意愿填的一张表格，至今已发放1800余张。

    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顾文英指出，由于癌症代表的“特殊意义”,一旦被确诊告知后，以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肿瘤病人的心身反应。病人在认知因素的作用下，认识到癌症会对生命造成严重危险，会出现难以忍受的疾痛。这样癌症的诊疗便成为负性生活事件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出现剧烈的心理变化。

    “患者在第一次知道得了恶性肿瘤的时候是一种心理、第一次知道要接受伤害性治疗时又是一种心理，第一次知道复发转移时也是一种心理，第一次知道时间不多时还有一种心理。这些都是正常的，必须认可这种变化，加以疏导。”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成文武教授说。

    “帮帮我”心理咨询热线（64171885）2013年3月正式开通（周一到周日12:00至21:00,国定假日除外），并对所有在医院治疗的患者开放。这条没有“门槛”的免费心理咨询热线，自开通以来，累计接听患者及家属心理咨询121个，处理、危机干预个案2起。目前医院中14位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医护人员组成了一支医务志愿者队伍。每逢个案需要干预时，根据不同病种的患者，每次活动都会保证1位心理咨询师和1位相对专业对口的医务心理志愿者一同到场，进行心理辅导。

    做一个“倾听者”

    80后乳腺外科护士、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务心理志愿者总队队长管佳琴，处理过的一个病人让她记忆犹新。那是一个60岁不到的阿姨，罹患早期乳腺癌但伴有8年的抑郁症病史。入院前，常年服用精神类药物将她的抑郁症已经控制得很不错。谁知，一纸乳腺癌的诊断报告再一次对其精神状态进行了“重创”.

    每天晚上，阿姨始终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各种焦虑、无助、痛苦伴有的绝望萦绕着她，刻在她的脸上。作为一名2008年就拥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管佳琴较早地发现了患者的心理波动。她笑称自己为一个“本本族”,实战经验还是略显不足。第二天，她就迅速联系了上海市心理志愿者援助总队咨询师走入病区和阿姨面对面“话疗”.

    对于那次“话疗”过程，管佳琴表示自己很受启发。同样是和阿姨沟通，咨询师首先轻轻抚摸着阿姨的肩膀：“有什么不开心，你可以和我说说啊，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分担一些呢？”倾听者的角色定位，平和且带有“温度”的语调，轻柔的肢体动作给了患者诉说的勇气。渐渐地，阿姨打开了心门：“我不想切除**，我怕这么早去世……”

    “原来患者心中的那个‘结’是对疾病的治疗存在认识误区。”管佳琴获悉后，便接着咨询师的话语给予了专业的解读：“你本来就是早期，通过保留**手术外加放射治疗，可以实现**全切根治术的同等效果，基本实现治愈可能，我们医院像你这类患者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听罢，阿姨释怀地吐出两个字：“好的！”

    短短一小时的面对面交流，将一个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抑郁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人患肿瘤之后，心理恐惧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于癌症疾病的不了解，并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上海心理援助志愿者总队队长卢静雯说，“肿瘤患者出现的心理问题，往往是多个外在诱因短时期内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肿瘤患者心理问题的“***”还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诸如财产分割、子女赡养、善后事宜、了却心愿等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

    医务人员也有心病

    “帮帮我”心理咨询热线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程瑞芸表示，不仅患者有心理诉求，始终处于高负荷、高压力环境下的医务工作者也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自热线开通以来，热线共为数十位医务工作者做了“职场压力疏导”的个训。

    成文武回忆起一件令他们整个科室都抑郁了一周的事。一个凌晨，成文武在睡梦中接到了患者家属打来的电话，说患者可能拖不过今天。患者在医院来来**折腾了一年，平日里，医务人员也经常和他们聊天，帮助开解，关系很是和睦。早上6点后，成文武就接到了噩耗。他立马打车去医院，送患者最后一程。当时，患者的家属并没有什么异常，还一直在感谢他们这一年付出的努力。他也叮嘱护士上门探望，问一下家里是否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上门两次，问他是否还有什么需要帮助，他都说不要。而且脸色看上去都是很正常的。”

    没想到在临出殡前，患者的家属**了，留下了一个才三岁的孩子。遗书上就写着一行字，大意是无法直面爱人的尸体。这样的事实，让医务人员都难以接受。为什么没有发现异常？如果再走近一点，是不是就能挽回这条生命？医务人员们抛给自己一个个问号，沉浸在悲伤和悔恨中。“我也难受，但这种情绪不能持续太久，要懂得抽离出来。”成文武开解科室里的护士、医生，整整一周，大家才摆脱那层阴云。逝者已经无法追回，活着的人能做的，就是好好活在当下。直至现在，医务人员还经常去看望逝者的孩子。他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个孩子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大部分时候，医务人员在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接触的过程中，会超越“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特别是一些长期住院的患者。“我一直说，要到我们科室来工作，必须有一颗强大的心。毕竟我们这里都是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生存期都不长。”在成文武看来，别说患者和患者家属接受不了现实，医务人员成天面对这种生离死别，也需要适时发泄调节。“说不定我精神也有点问题。”

    程瑞芸表示，医务人员很多时候不应该在道德层面拔高，而是要够“专业”,避免情感卷入。一旦情感卷入之后，医务人员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也可能抑郁，从“医人”变成“被医”.当然，医务人员的心理问题不仅仅与患者有关，也有来自各方面的烦恼。自热线开通以来，程瑞芸前后接到过一个护士打来的两次电话，每次都要诉说很久，都是关于感情生活。“护士要上大夜班，时间难保证，也的确有这个问题。”坐在一旁的管佳琴说。

    事实上，进入肿瘤医院，不管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抑或是医务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心理干预给了大家一个释放的渠道。在顾文英看来，这样一个公益的服务，是值得长期推行下去的。她希望：社会各阶层的热心公益人士都能加入这个队伍。医院也将对现有心理关怀的项目内容进行延伸，逐渐加入法律援助、圆梦行动、亲子关系调解等项目。

    “最终的目的，是汇聚社会上各专业领域的爱心人士和本院的医务志愿者，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给困扰患者心头的现实问题和疾病困惑，给予切实帮助和解决，从源头解开患者的‘心结’，在开放性、互动性的交流中，给予患者指导、鼓励、解释、安慰和保证，从而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且具推广、**价值的医院心理关怀项目新路子。”顾文英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