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能谱写出一整个系列的故事，讲述这些可行的生活方式改变是如何改善个体健康的。”——Leroy Hood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系统生物学研究所的所长Leroy Hood喜欢与他人讨论自己的P4医学：即预测性、预防性、个体化和参与性的医疗保健。当今的医学主要是在疾病症状的驱使之下开展的一系列非频繁性的干预措施。而Hood坚持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和生物标志物，将疾病扼杀在摇篮之中，而不是依靠持续性的健康管理。

    Hood将从今年3月份开始着手进行首个大型的研究，来验证他的想法；这项为期九个月的前期研究被称为百人健康计划，将会对100名健康个体的身体状况进行密切的监测（见“被监测的生活”），定期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且建议他们改变生活方式（例如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或睡眠习惯）。Hood的研究团队将使用一系列诊断性检查技术，来追踪这些行为改变对健康的影响。

   

    这项研究违反了实验设计的诸多原则：它未采用盲法和随机化的设计原则，甚至没有纳入对照组。但是Hood却坚信这项研究能够打破传统的医学研究方法。他希望能谱写出一整个系列的故事，讲述这些可行的生活方式改变是如何改善个体健康的，或者是如何使人们知晓远离疾病的方法的。

    如果前期研究达到了预期效果的话，那么这项研究就会再延续若干个阶段，对10万名研究对象连续监测25年。ISB将收到的私人捐款支付给最先参与研究的100人，每人的预算大约为一万美元。Hood希望在将来更大型的研究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快速发展的诊断技术的出现，能够极大地减少这笔费用。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该如何获得这项为期25年的试验所需要的数亿美元呢？

    虽然百人健康计划仍处于试验阶段，但是却开展得非常周密。ISB将会在研究开始时对每个参与者进行全基因组测序。Hood指出，在较后期的研究阶段，他的研究团队也将会检测可反应环境因素暴露的表观遗传学：即DNA的甲基化和其它修饰。但是这仅仅是数据收集的冰山一角。

    这次研究的参与者将会被要求戴上一些能够持续记录其体力活动、心律和睡眠模式的数码设备，这些监测数据将会定期地上传到研究所的系统中。每隔三个月，研究人员就会收集参与者的血液、尿液、唾液和粪便。随后他们将检测唾液和尿液样本中的五个生化指标，并对粪便样本进行测序，以追踪肠道内主要微生物的生态学情况。血液化学指标的检测不仅仅包括胆固醇和葡萄糖等常规检测，还包含了20种不常用的监控指标，例如可反应较高的炎症反应水平的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Hood的研究团队还将会检测100多种器官特异性的蛋白质，他说这些蛋白质在小鼠模型和细胞模型中是反应机体从健康转为疾病的敏感标志物。

    这项研究的关键点是在疾病症状出现之前检测出机体由健康转为疾病的征兆，并对这些征兆做出积极的响应；而一般而言，这也是P4医学的关键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参与者（大多数是由社会媒体邀请而来的西雅图地区的居民）将会有权获得他们的个人数据点“云”.有些人将会接受足够的科学训练，以便于查找文献，并对自己的数据进行分析解释。但是Hood希望大部分人能够依靠ISB的健康辅导师和自己的医生来解释这些监测结果，并向他们提出进行医学治疗或改变饮食或行为习惯的建议。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学部的负责人Graham Colditz指出，这项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每隔三个月就对其中一些监测标志物进行重复检测。Colditz曾经做为首席研究员负责护士健康研究项目；该项目采用两年一次的问卷调查对美国的12万多名护士进行了为期37年的随访，期间还收集了一次脚趾甲剪下物，并且还两次收集了这12万多名护士中部分人的血液样本。

    但是一些研究者指出，如果在研究期间向所有的ISB研究参与者都提供结果反馈，并促使他们改变行为习惯的话，那么研究者们就难以推断出哪些干预措施有效，而哪些无效。Colditz认为，由于该研究缺少未接受个体化健康指导的对照人群，而且需要分析的数据流太多太复杂，Hood的研究团队可能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间，将真实的信号从数据的噪声中分离出来。

    Hood对这些可能的问题心知肚明。但是他反驳道，现有的临床试验系统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它无法控制每个人的遗传背景和环境暴露的差异。他补充道，百人健康计划已经认识到这些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会把每个参与者当成***的试验来对待。他说：“我们能够非常仔细地追踪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并观察干预措施会产生何种影响。”

    加利福尼亚洲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系统医学部的主任Atul Butte对Hood表示支持。他指出，这种创新型研究确实能够捕捉到疾病发生的最早期信号：“他们可能无法证明采用一种特定的方式会使所有的参与者都获益，但是他们可能会表明采用个体化的方式可以使所有的参与者获益。”

    然而，一些研究参与者可能也有过一段与Larry Smarr相类似的经历。Smar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也是“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运动的先驱之一。14年来，他定期监测了自己的血液和DNA,最近又新增了粪便样本。针对自己的监测结果，他加强了体育锻炼，并且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这种被高度监测的生活对他产生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受益——他成功减掉了11公斤。

    但是Smarr也指出，他发现自己的免疫系统活性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过度激活，并且肠道中也出现了奇怪的微生物生态学。他肠道内有大约10%的大肠杆菌，而正常人的平均比例只有0.06%.医生告诉他，他患有迟发性克罗恩氏病，而他怀疑这可能是由于他改变饮食习惯所导致的。

    Smarr指出，他还是很愿意参加ISB研究的，因为他希望能把自己的消化系统调整到正常状态；Hood说目前还有少数名额，他们欢迎Smarr能参与进来。Smarr指出，“我今年已经65岁了，因此我很怀疑我是否能够再活25年”,从而看到这项长期研究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说，从数据库中就能看到我的身体越来越坏，这也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