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2月1日，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在美国被发现和确认，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世界艾滋病日”。

    时代变迁，在当今的医疗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应如何重新认识与防止艾滋病？在今年“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际，复旦大学医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题研讨。

    无疫苗时代待跨越

    复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何纳介绍，当前我国艾滋病快速蔓延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总体处于低流行态势，但在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中仍在高度流行，且艾滋病流行呈现出新特征：普通人群中多性伴、性乱、吸食新型毒品等高危行为增加，各类人群艾滋病风险意识低，仍有大量HIV感染者没有被检测发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指出，现已有一些药物可以抑制病毒复制，但目前尚无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治愈艾滋病仍是全球医务工作者面临的难题”。

    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朱焕章指出：“感染是目前临床疗法难以根除艾滋病病毒的主要原因。”

    而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卢洪洲认为，经过HAART（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艾滋病患者完全可以长期生存。“在没有疫苗的时代，治疗所有感染者与患者也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有效措施。”

    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抗HIV药物恩夫韦肽的发明人姜世勃指出，虽然目前已有20多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但都由欧美等发达国家研制，几乎都没有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而中国流行的HIV毒株与这些国家大不相同。

    姜世勃认为，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并针对中国流行毒株的抗艾滋病新药和杀微生物剂，对我国艾滋病防止极为重要。

    “被污名化”顽疾待治愈

    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几位学者，针对艾滋病的社会及文化干预进行了深入反思。

    “艾滋病不仅是疾病，也是社会问题，对其治疗和防止需要多学科的研究、全社会参与和各个层次的动员。”学院院长彭希哲说。

    闻玉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虽然人类与艾滋病斗争已有30年，但社会上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认识仍有许多误区。”

    而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潘天舒从医学人类学角度指出，研究者、医护人员和患者对艾滋病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体验。

    “在诊疗实践中，由于生物医学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局限，尤其是在面对HIV感染/AIDS这样早已被污名化了的顽疾，包括医学工作者在内的专业人员，必须对疾病诊疗过程中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有所了解。”

    潘天舒表示，“真正构建以艾滋病人为主体的医疗和照护体系，还需要有以反歧视和‘去污名化’为目的文化干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