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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医评说达原饮
□ 高建忠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吴又可著《瘟疫论》,开瘟疫学证治之先河,对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温病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清代医家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辨》自序中说:“一日读《瘟疫论》,至伤寒得天地之常气,温病得天地之杂气,而心目为之一开。”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瘟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达原饮方也成为后世医家笔下的常用方之一。 但越是名方,使用频次越高之方,暴露问题也会越多。于是,后世医家从正、反不同角度对该方作了许多评说。清代医家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指出:“余尝以此治疫疟、时疫,糜不应手获效,总藉以分解中外寒热诸邪之力耳。”由治疫扩展至治疟,对该方作了临床上的肯定。 清代医家张秉成在《成方便读》中指出:“合观此方,以之治伏邪初起者甚宜,似觉治瘟疫为未当耳。”吴又可笔下的瘟疫初起即为邪伏膜原,具有伏邪性质。如此评说,在于未读懂《瘟疫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后学者,达原饮方可以治疗伏邪,但不可以普施于瘟疫。 清代医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指出:“至若吴又可,开首立一达原饮,其意以为直透膜原,使邪速溃,其方施于藜藿壮实之人之瘟疫病,容有愈者,芳香辟秽之功也。若施于膏粱纨绔及不甚壮实人,未有不败者……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作为一代温病大家,只懂外感温病,不明伏气温病,且泥于自创的三焦辨证之中,也只能如是评说。但提到用方时当注意患者的体质,尽管不可拘泥,但可供后学参考。读近代医家冉雪峰《八法效方举隅》时,见有如此评说:“鞠通‘条辨’始银翘散,又可‘瘟疫论’始达原饮,二吴学术致力之点,可由此得其大凡。”品味这句话,可谓知二吴者。 民国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指出:“北方医者治瘟疫,恒用吴又可达原饮,此大谬也。达原饮为治瘟疫初得之方,原非治瘟疫之方也……方中以逐不正之气为主……是以用此方治温病者,未有见其能愈者也。且不惟不能愈,更有余初病时服之,即陡然变成危险之证者,此非愚之凭空拟议,诚有所见而云然也。” 此非达原饮误后医,而是后医误达原饮也。达原饮只治邪伏膜原,只为透达膜原而设。邪未伏膜原不可用,邪离膜原也不可用。事实上,吴又可治瘟疫,也多用承气汤、白虎汤等方。 晚清医家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指出:“若系暑湿浊邪,舌苔白腻者,用达原饮甚合。若伏温从少阴外达者,则达原饮一派辛燥,既不能从里透邪,而耗气劫津,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学者当细心体认,勿误用也。” 方以治证,达原饮针对秽浊之邪,若阴亏津耗无秽浊之伏温,自在禁用之列。
(本文原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1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