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改革排头兵的深圳，对改革的艰难深有体会。这一次，体会又再增一层。被外界认为是医改重要突破口的深圳市医生多点执业改革方案，在广东省卫生厅即将批复公布之际，意外被申请者深圳市卫计委撤回。目前尚不知这份名为《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的改革是彻底夭折，还是仅仅暂停。坊间舆论，再次被引爆。
 

    早在七月初，这份改革细则报送广东省卫生厅时，就曾引起过很大关注。根据细则内容，深圳中级技术职务的医生不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和所属医院的同意将可自由执业，也即民间所说的“走穴”,而且执业地点、数量不限。这份方案，在当时几乎得到了官民两界的支持：提出申请的深圳市卫计委门自是态度积极，广东省卫生厅也表达了支持之意— 据财新网记者了解，事实上该厅主管医改的副厅长廖新波，已经同意了这份方案；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64.6%的受访者支持医生自由执业。

    支持者众，但深圳市卫计委突然改变主意，赶在省卫生厅正式下文前，撤回这项方案，说明反对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据财新网记者的了解，直接的反对力量来自国家卫计委的官员，他们认为这份改革方案“步子迈得太大，要缓一缓”.但对任何一项改革而言，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利益受损者。“对资源的管控者来说，无论是常常作为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的公立大医院，还是**部门，管控的放松必然等于利益的减少。”身处中国**前哨站的《南方都市报》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改革困境。而身处这个领域的专家，对此当然也不会感到陌生：“反对的真正理由是利益需要重新划分，部分三甲医院的利益受损，此外**有关部门的权力亦会受到限制”.

    必须承认，除了利益冲突外，这项改革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论者吴杭民在《长沙晚报》发表评论，历数允许医生自由执业的弊端：“医生多点执业是否还有充足的精力用于本职工作？一旦A医院的病患发生危急状况，而相关医生却在B医院”走穴“,是否会延误救治？医生流动性加大，会不会导致医疗事故增多？医生”人在曹营心在汉“,只想着到民营医院赚大钱，会不会影响公立医院的医疗质量？这些问题，显然时下均无***之道。”

    自己就身为医生的郑山海则在《新京报》发表评论，认为医生目前实现多点执业缺乏可操作性：目前中国的医生属于单位人，其劳动关系、社会福利、晋升渠道等等都掌握在院方手里，医院下大力气培养的医生，当然不希望他们放着本单位忙碌的工作不做，而去其他医院执业。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各方责任该如何厘清？

    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也不会没有风险。关键问题在于，是不是不得不改？要改的方向，是不是正确？前一个问题，相信每一个亲身到医院体会过“看病难、看病贵”的人，都能够理解推行医改的急迫性。而给医生松绑，给医疗工作者以更多自由，也确实应该是改革的方向— 从2004年《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允许医生出院会诊，到2009年《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医生合法进行多点执业— 回顾过往，放宽对医生的限制，一直是中国医疗系统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进而，需要回应的是反对者的担心— 逐利，会不会成为自由医生的唯一追求？医疗质量会不会下降？医疗风险该如何厘清？不独医改，在任何改革中，这类担心都会存在。但这种担心其实是误解了改革的目的— 并非是消除掉所有限制，把医生置于绝对自由的地位，而是把医生从行政限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让法治来对他们的行为加以限制和保障。论者杨于泽在为《新快报》撰写评论时，想到了他山之石。

    在美欧等国，医生执业身份并不受**的管控，只是与**签订雇佣合同，或与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合同，可自由选择执业场所，并接受患者“用脚投票”,通过市场调节确定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公立医院医生既可以多点执业，又受到严格规范。”杨于泽写道：“每周5个工作日，英国医生必须在公立医院工作4天，剩下1天多点执业。德国与此类似。如果激励医生多点执业，而不加规范，显然是片面的。”而且，从现有的改革实践来看，整个体制对医生的限制并非太少，而是依然太多。“比如养老金问题。更关键的是，能否获得这些资源不是取决于你是否是技术尖子，而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公家人“周明华在《潇湘晨报》如是评论道。

    对于相关决策者而言，必须要有冲破利益阻力的勇气与坚持，无此，则中国医改只能纸上谈兵、裹足不前。而对于立法部门，也应紧盯改革，随时能够为改革提供法治轨道上的保障。